北宋仁宗时期黄河水患应对措施研究——以河北东路为中心

北宋仁宗时期黄河水患应对措施研究——以河北东路为中心

姓名：周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历史文献指导教师：戴建国

20080401

论文独创性声明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另Ｊ．Ｉ）Ｊｎ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作者签名：同曩日期：≥以．叩．ｆ论文使用授权声明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作者签名：［虱孑罗导师签嘲日期：沙噌·虮ｆ摘要黄河结束了汉唐时代的“安流期”，在进入北宋以后，河体整体情况一反先前之态，决溢情况益发变本加厉。在北宋一百六十八年间，大规模的黄河决泛使得城镇乡村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遭受极大的破坏，当地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干扰。仁宗时期是北宋政治相对开明、文化与经济繁荣的时代，同时也是河患频发的年代。治河亦成为一时之重。这使得仁宗及其臣僚们意识到，朝廷必须有专职机构来管理这日益繁乱的河务。于是，先后设立三司河渠司及都水监等专门从事河务的官署机构，‘这些专职机构在治理河患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又延续了北宋初年将治河的压力分摊至地方的惯例，进一步强调地方官员监管河务以及协助修河官治河的重要职责。在那个人力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政府凭依层层叠叠、．自下而上的官僚机构进行河患讯息的传递，而在这其中，北宋相对健全发达的邮驿递铺制度为快速通报消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此外，在河患应对方面，每年征调大批修河兵夫进行定期维护河堤与杜塞决Ｅｌ、开分水河、修筑堤埽乃至回复河道等多项水利工程；针对庞大的治河工费，反复核算与谨慎投入，同时采取一定的监督机制予以有效控制；征募与调配修河物料以应付河患地区的材料所需，加强对修河物料的蓄积与使用的管理力度；灾后专门派遣体量安抚使实地勘察受灾地区，勘查了解当地受灾情况，及时制定与颁布赈恤措施，稳定灾区社会秩序。以上这些措施与制度的设置，对仁宗时期的黄河水患灾后应急机制的顺利开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仁宗时期对于灾害应对的措置制度，直到今天看来仍旧是相当积极的。灾难发生后，政府利用其庞大的官僚体系及由此延伸出的多种体制既确保了应对措施的及时制定及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地保证了措施的贯彻落实。从粮食赈济、减免赋税、灾民安置以及灾后重建，多种赈济方式的运用，以及民间救恤工作的有序开展，这一切都起到了降低灾害影响、稳定社会、保护民众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灾后赈救中，不仅仅有官方的身影，民间雄厚的财力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由于宋代官僚体系本身仍旧无法摆脱的固有的时代局限，以及其他参杂在河患应对措施中的主观因素，使得初衷良好的部分措施浮于人事，无形之中影响了整个黄河水患应对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关键词：北宋仁宗时期，黄河水患，应对措施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Ｓｕ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ｆｌｏｗ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ｅｎｄｅｄ，ｗｈｉｃｈｈａ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ａｎｔｏ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ｕ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ｈａｄ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ｏ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ｈｅ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ｈａｄｂｅｃｏｍ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ｓｅｒｉｏｕｓ．Ｉｎ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ｉｘｔｙ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ｍａｄｅ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ｓｕｆｆｅｒｅｄ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ｄａｍａｇ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ｄａｉｌｙ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ｄｅｒｗｅｒｅｄｉｓｒｕｐ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ｎｚｏｎｇ’Ｓｐｅｒｉｏｄｗａｓ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ｉｂｅ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ｕ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ｉｓｐｅｒｉｏｄａｌｓｏｆｌｏｏｄｅ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ｌｗ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ｉｎｇｓ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Ｉｔｍａｄｅｔｈ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ａｎｄｈｉ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ｍｕｓｔｂｅｆｕｌｌ—ｔｉｍ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ｗｏｒｋ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ａｄ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ｉｎｃｏｕｒｔ．Ｔｈｅｓ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ｐｌａｙｅｄａ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ｂｒｉｎｇ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ｌ．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ｓｈ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ｔｏ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ｙｅａｒ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ｏｎｇｗａｓｕｓｅｄｂｙＲｅｎｚｏｎｇ’Ｓｃｏｕｒｔ．Ｌｏｃ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ｗｅｒｅａｓｋｅｄｔｏａｓｓｉｓ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Ｉｎ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ｅｒａ，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ｔ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ｈｅ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Ａｗｅ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ｅｎ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ｅｖｅｒｙｙｅａｒ．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ｔｈｅｃｏ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ｉｔｓａｎｄｕｓ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ｈａｄｉ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ｓｐｅｃｔｅｎａｃｔｔｈ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ｂｅｕｓｅ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ｅｎｔ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ｔｏ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ｔｈｅ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ｔｏａｒｅａｓｈｉｔ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ｓｔｌ’ｓｍｏｏｔｈ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ａ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ａｙｅｄｇｏｏｄｒｏｌ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ｎｚｏｎｇ’Ｓｐｅｒｉｏｄ．Ｉ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ｗｏｒｔｈｎｏ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ｔｗａｓｓｔｉｌｌｑｕｉｔ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ｕｎｔｉｌｔｏ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ｄｕｒｉｎｇＵＳｅｄｔｏＲｅｎｚｏ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ｉｔｓｈｕｇｅｔｈａｔａｓａｔｈｅｔｈ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ｖａｒｉｅｔｙｔｏａｎｄ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ｓｕｒｅ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ｅｄ，ａｎｄｗｅｒｅａｓｆａｒ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ｏｆ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ｏｄｒｅｌｉｅｆｔａｘｂｒｅａｋｓ，ｔｏ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ｕｓｅｖｉｃｔｉｍｓｐｏｓｔ—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ａｖｅ，ａ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ｏｆａｎ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ｒｅｌｉｅｆｗａｙｓｔｏｔｈｉｓｈａｄｗｅｌｌｃｉｖｉｌｗｏｒｋ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ｌｙｗａｙ，ａｌｌｐｌａｙｅｄａｒｏｌｅｉｎ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Ｉｔ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ｒｏｌ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ｉ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ｉｓｗｏｒｔｈｍ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ｇｔｈａｔｄｕｒｉｎｇｃｉｖｉ１ｓｏｌｉ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ｈｅｒｅｓｃｕ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ｈｅａｌｓｏｐｌａｙｅｄａｎ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ｅ１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ｕｎａｂｌｅｅｘｔｒ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ｔｈｅｇｏｏｄｉｔｓｅｌｆｆｒｏｍ，ａｎｄｔｏｏｔｈｅｒａ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ｈｏｗ．Ｉｔ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ｈｉｃｈｍｉｘｅｄａｌｓｏ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ｉｎ，ｍａｄｅ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ｂｅｅｍｐｔｙ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ｙ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ｆｌｏｏ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Ｒｅｎｚｏｎｇ’Ｓｐｅｒｉｏ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ｆｌｏｏｄ：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３绪论历史上的北半球曾存在着一个和今天十分相似的温暖期。中国东部地区历史气候研究也证明了这个温暖期的存在。竺可桢先生发表于１９２５年《东方杂志》上的《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文中提到过这样一个理论，即日中黑子众多，则地球上温度减低；日中黑子稀少，则地球上温度增高。结合该文中所列《我国历史上各代纪有日中黑子年数》表以及其于１９７２年发表于《考古学报》上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的‘一千七百年来世界温度波动趋势图》来看，大约是从公元９５０年至１１００年，日中黑子数量明显减少，年平均温度值相当或略高于现今。而这个时期在中国恰好正值五代末年至北宋徽宗年间。温暖期对于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海平面的上升，二是极端气候时间的增加。前者与太湖水患、海塘的出现有相当大的关联。而后者则集中体现在黄河下游流域的水患问题上。也正如历史气候研究的结论那样，由于华北地区处在季风带，本身的气候变异性就相对较大，加之极端气候时间的影响，使得黄河中上游暴雨强度更加增大，下游河床承受不了从上游突然而来的巨大水量，遂导致决堤，最终河流改道。因此，黄河在结束了汉唐时代的相对“安流期”，进入北宋以后，河体整体情况一反先前之态，决溢情况益发变本加厉，几乎每两年便有一次，灾害规模较先前大了许多，往往波及数州。尽管五代后周时期，曾修治汴水，试图从上流分去黄河水势，以减轻下游河道压力，然而，在北宋一百六十八年间，黄河下游改道依旧达到了七次，“宋代的河患不特比唐代多，也比两汉还多一１。北宋严重的黄河泛滥对同一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各种或鲜明或细微或即时或深远的影响。黄河下游频繁的决堤改道，给黄河下游地区的民众带来灾害不断。频频发生的河患导致了大量的人口伤亡和经济损失，给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大规模的黄河决泛导致良田被淹，牲口溺毙，房屋被毁，桥梁垮塌，城镇道路积水，民众流离失所，以致“细民无以为生＂。当地正常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秩序遭到极大的干扰，国家与社会由此而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饱受决泛之苦的诸１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３４２页。５多城池不得不迁址而避之，因河患而造成的大批灾民不得不选择离开家园。这一切在仁宗一朝亦不曾例外。仁宗时期是北宋政治相对开明、文化与经济繁荣的时代，同时也是河患频频的年代。治河亦理所当然地成为一时之重。出于治理与管理黄河及其它水系的需要，仁宗时期先后设立一系列水利专职机构，任用一批专职官员从事河务，设置包括修河物料及民夫的调配、堤防的验收及日常维护、治河工费的筹措与监督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与制度。此外，对于河务官员以及沿河州县官员的奖擢惩黜，考课之时则将其任期之中的河务治理情况也一并考虑在内。当时朝野的治河议论很多，曾先后提出“复横陇故道”、“开六塔以分水＂等诸多大大小小的河道解决方案。尽管北宋对于日常的修治黄河堤防甚是勤快，治河技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治河工程也有了一定的规模。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在当时，例如嘉祜元年商胡口塞而复决，还是仁宗以后河道在河北东路一带或东或北频繁摆动，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仁宗时期的治河努力颇深，但所产生的效果却是十分有限的。这样一种现象是颇令人奇怪的。北宋政府对于究竟采取何种治河方案一直举棋不定，而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正是始于仁宗一朝。这一时期关于治河的看法议论繁多，但究其内容，真正切乎实际的并不多，更多的只是流于表面，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同时由于黄河泛滥夺流的不确定性，而宋人在选择治理方案时又夹杂了过多的政治因素，使得河流本身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治河不利往往成为官员们互相攻讦的重要口实之一，有关治河方针的纷争议论逐渐偏离原来的正常轨迹。嘉祜年间由河议引发的那一场牵涉数人的河狱对于北宋治理黄河的影响是相当恶劣的，它在无形之中开启了北宋一朝永无休止的党争之端。值得注意的是，仁宗时期对于灾害应对的措置制度，直到今天看来仍旧是相当积极的。灾难发生后，政府利用其庞大的官僚体系及由此延伸出的多种体制既确保了应对措施的及时制定及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地保证了措施的准确性。仁宗当政时期，北宋国势昌平，政府财政支出尚且从容，从灾民的口粮、收容安置问题，到灾后复业、官私房屋的修缮，包括经济上的减免赋役、开放仓储等，以及民间救恤工作的多样而有序地展开，起到了降低灾害影响、稳定社会、保护民众的作用。某些赈救手段甚至具有了一定的近代色彩，例如北宋政府曾于赈灾过程中曾采６用过一种“以工代赈”的方法，即由国家出面组织灾民参加某种劳役，并由国家付给工钱。这种方法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为解决“大萧条＂时期的失业问题而采取国家组织失业人员参加公益事业建设并由国家付酬的措施，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当然，这些措施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局限性，例如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将大量因河患而流离失所的灾民招募充军，这固然解决了灾后安置问题，但另一方面，本已人数庞冗的军队因之更加臃肿，冗军进而导致冗费，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加剧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无论如何，这一切对于今天的我们无疑都是可以有所借鉴的。有关黄河水患及其治理的阐述、归结、总论及研究，自古有之。从《山海经》、《尚书·禹贡》到《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渠志》，对于黄河问题均有专章记述。及至宋代，《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及《宋史·河渠志》等文献中有关黄河决溢泛涨的记载举不胜数。这些典籍所提供的翔实的史料为后世研究黄河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１９４９年以前，黄河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其时，顾颉刚先生创建了“禹贡学会一，并与谭其骧先生合编《禹贡半月刊》，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由此奠基，而后形成以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三先生为首的三大研究中心。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倾向于沿革地理学，重在有关黄河历史文献的考证、阐释方面，颇有乾嘉遗风，表现相当严谨。１９４９年至改革开放前，关于黄河问题的讨论和探索主要集中在解决当下现存水患的防治与水利的开发上。而对于黄河历史问题的深究则显得较为平淡，或是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进行考证，或结合地理沿革的研究进行考查，找出了一些黄河流域古今变化的规律。与过去相比，最根本性的变化在于注重考实，力求为现实服务。成果方面，专著有岑仲勉先生的《黄河变迁史》、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等。论著则有：周宝珠《宋代北方的淤田》、漆侠《北宋熙宁时代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王荆公新法研究之一》等。这些论著多以黄河为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囿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方法上从文献考证转向实地考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黄河问题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无论是研究方法和７思路，还是研究的领域和形势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就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关于北宋时期黄河问题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海外研究者们也逐渐关注。颜清洋的《略论北宋的河患、河议与河工》一文具有了与先前关于黄河问题研究诸文所不同的突破性视角。台湾学者董光涛《北宋黄河泛滥及治理之研究（一、二、三、四附表一）》所搜集的资料相当丰富，对北宋黄河泛滥与北宋统治者的治理对策，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邹逸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和《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的具体流经地点，认为“北宋时期澶州（今濮阳市）、滑州（今滑县旧滑城）间的黄河‘最为狭隘’，成为当时经常发生决口的险段’’。汪圣铎在《两宋财政史》一书中的若干篇章中谈到宋代治河费用的支出与来源，认为“宋朝财政上用于治河的开支不大，不占重要位置”，但由于汪氏的研究主旨并非在河患之上，故此处难免有太简之失。日本学者烟地正宪的《北宋ｃ：扫ｌｊＩ５修河物资“梢草”囝调达【：９ｏ、（》一文独辟蹊径，以都水监的设置前后为时间节点，着重考察了北宋时期“梢草”等修河物资的来源及调配方式。这一时期，关于宋代黄河问题的专著有日本学者吉冈义信的《宋代黄河史研究》以及王颞的《黄河故道考辩》。论著则还有：高恩泽的《北宋时期河北“水长城”考略》，日本学者伊藤敏雄的《宋代的黄河治水机构》，张字明的《北宋人的治河方略》，石清秀的《北宋时期的灾患及防治措施》，刘菊湘的《北宋黄河及其治理》及《北宋河患与治河》等。可见，这一阶段的黄河问题研究范围已逐步拓展，尽管主流仍是囿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之内，但开始出现了结合文化、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研究的趋势。自上世纪末起，有关黄河问题的研究论著逐渐呈现以黄河为中心，辐射到各个方面，多学科及多种研究方法交叉进行的潮流。首先，多种研究视角和手段被引入到黄河问题的研究中去。赵淑玲《黄河流域灾害问题的历史透视》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分析了黄河流域的主要灾害问题，并探索了灾害的形成原因，但也就是由于所采取的如此视角，也限制了研究者在纵深度上对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吴海涛《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淮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结合地域研究，从若干个方面探讨黄河长期泛滥对淮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蒋慕东等在《黄河夺泗入淮对苏北的影响》～文中结合地域及环境研究，认为黄河“夺泗入淮”是导致了苏北乃至８整个淮河中下游流域的重大环境变迁的主要原因。王尚义等在《唐至北宋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人文背景分析》一文中建立水患频率五年滑动平均数法的数学模型，以测算数据及曲线图分析了唐、五代至北宋五百余年的黄河下游水患发展过程。其次，对有关北宋时期的黄河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从而获得较之先前更为新颖的结论。程遂营在《１２世纪前后黄河在开封地区的安流与泛滥》一文中指出，北宋时期的黄河虽然已进入第二个泛滥期，但由于开封距离黄河较远、政府重点加以保护等原因，开封的社会发展并没有受到黄河的直接威胁，但１２世纪以后，随着宋室南迁，开封地区的黄河泛滥却不断加剧恶化，严重制约着社会的复兴与进步。宋代以黄河为代表的几大水系洪灾频繁，袁冬梅在《对宋代黄河水灾原因的分析》中认为除了这一时期气候比较异常外，主要是宋代经济发展带来人口大量增长及长期战乱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所导致。日本学者远藤隆俊的《北宋畴代。黄河治水输菇》以北宋时期形成的黄河下游河道——商胡河的形成为研究契机，考察了北宋朝野对此所产生的诸多“河议’’，以及由此对黄河治理所产生的种种影响。李华瑞《北宋黄河泛溢与治理》一文针对台湾学者董光涛１９７８年发表的《北宋黄河泛滥及治理之研究（一、二、三、四附表一）》对于神宗元丰之后的北宋黄河水患情况未及论述，进行了相当大的补充和拓展，总结出北宋黄河决溢及治理技术等方面的特点。此外，还有姚汉源先生的‘中国水利发展史》和《黄河水利史述要》两部专著分别论及各个历史时期的黄河问题及特点，认为北宋治河“用力虽勤而效果不大”，“举棋不定，以致河务糜烂＂。再次，对于黄河问题已不再局限于历史地理方面的探索，而是逐渐形成一种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的综合性研究。如王星光等在《历史时期的“黄河清一现象初探》一文中探讨了“黄河清”现象的内在规律以及它对于历代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和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日本学者伊原弘的《河畔。民－ｊ匕宋末。黄河周边岔事例ｃ：》以北宋时期黄河下游周边地区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结合多种碑文资料，反映出黄河对于周边社会的经济、交通、日常生活所产生的诸多影响。周建明等在《北宋漕运与治河》中着重论述了北宋治理黄河的曲折历程及其宝贵经验，肯定了宋人治河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王红《北宋三次回河东流失败的社会原因探讨》认为北宋以人事治河和人事不振的特点，是三次回河失败的直接导因和催化剂，并９认为“北宋积弱积贫，经济实力是制约治河的瓶颈’’。李华瑞《北宋治河管理机制述论》对于北宋政府治河机构的运行及管理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李华瑞、郭志安的《北宋黄河河防中的官员奖励机制》认为在黄河防治中，宋朝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官员奖惩机制，对激励和制约治河官员致力河政发挥了重要作用。石涛《黄河水患与北宋对外军事》认为黄河水患对北宋的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严重制约了北宋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发展。综上所述，宋代黄河问题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内容上从黄河本体研究逐渐转向以黄河问题为中心、多领域融会的综合性研究；在研究层面上，已不再停留于地理沿革或水利防治等表面，而是逐步深入到探究造成黄河为患的多种成因，这些成因的深究从原先的偏重于地质、水利等方面，开始出现向其它学科领域拓展的趋势，此外逐渐将侧重点放到了黄河为患对北宋社会生活所造成的方方面面的或细微或深远的影响。然而也应该看到，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将黄河问题与救灾史相结合的研究仍然较为匮乏。在救灾史的研究中，宋代黄河问题几乎没有被专列为一个独立课题进行研究。同样的，在宋代黄河问题研究中，关于河患之后的救灾问题虽偶有提及，但显然其中的某些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展开，例如在河患发生之后，北宋政府的第一反应究竟是怎样的，与之相关的诸多政府机制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北宋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消弭河患带来的灾害影响的措施中，究竟哪些起到了真正有效的作用，在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是否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另有一些措施又为何浮于人事，并未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这些由政府颁布的措施又是如何在地方社会得以实践的。笔者认为，这些都值得作进一步探讨。１０第一章北宋黄河河患鸟瞰及仁宗时期的河患１．１北宋黄河河患鸟瞰与汉唐时代所谓的“安流期”相比，黄河在北宋一百八十六年间可以说是为祸甚矣，尤其是黄河下游地区，屡受侵扰。北宋一代关于黄河灾害情况频见于史。关于北宋河患灾害之严重，前辈学者多有著述，在此就不再赘述。笔者只是试图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针对北宋黄河水患情况作一个概括性陈述１。首先，黄河水患始终是北宋王朝的一大团扰，并且贯穿一代之首尾。建隆元年（９６０）正月，始“定有天下之号日宋静２，当年十月壬申，黄河即决于棣州厌次县，对厌次、商河一带的民居庐舍造成巨大破坏。是岁，黄河还先后侵决于滑州灵河县以及齐州临邑县之公乘渡口。北宋有史可稽的最后一次河患则是在徽宗宣和三年（１１２０），是年六月，黄河先决溢于冀州信都，稍后又决恩州清河埽。宣和三年距北宋灭亡尚有六年之期，然而在这六年之中，由于战乱等诸多原因，遂致黄河在这段时期内的情况于史无征，难以获知。但从靖康元年（１１２６）三月丁丑，京西转运司的上言中提到，“本路岁科河防夫三万，沟河夫一万八千斗３。可见直到北宋灭亡前一年，针对黄河的河防事务仍不曾停懈下来，由此也可想见，直到北宋末年，黄河对于其缘岸州县的威胁一如既往。其次，北宋时代，黄河决溢泛堤等事件的发生频率极高，与汉唐相比，河患次数明显增多。北宋一代历九帝，为时一百六十八年。而在这一百多年间，有黄河决泛的明确记载的年份却达到七十二年，在这其中，某些年份的河决甚至不止一次。另外，还有一些年份，尽管不曾明确记载是黄河决泛，但却有明确的某州“水害民田＂或是某处“水涨’’之类的记载，由于这些民田所在地或水涨之地皆隶属河北、１这个概括性陈述主要建立在三种表格之上，它们分别是：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十节＜五代及北宋的黄河》之《宋代初期河患表》及《宋代后期黄河大事表》；姚汉源＜中国水利发展史》第五章｛：北方水利兴衰起伏．南方持续发展》之表５＿５《北宋河道北流以前（９６０’１０４８年）黄河下游情况表》及表５－６《北宋后期（１０４８＂１１２７年）黄河下游情况表》；李华瑞‘北宋黄河泛滥与治理（上篇）》之表＜北宋黄河决溢表》。２［元］脱脱等：《宋史》卷ｌ＜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标点本。３《宋史》卷９３《河渠志三》．Ｕ京东诸路等饱受黄河侵扰的地区，故而据此推测当为黄河决溢之后果，亦是合情合理。这样的年份大约有十二年。如此，则共计发生决溢之年约达八十四年１，基本占到一百六十八年中的一半，换句话说，北宋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平均两年就有决溢发生＂２。再次，北宋时期发生了黄河河道变迁史上的两次大改道。景祜元年（１０３４）七月，黄河自澶州横陇埽决溢，决堤而出的河水遂于汉唐旧河的北面又辟一新道，是为横陇故道，“黄河自此决而北流，经今清丰、南乐，进入大名府境，大约在今馆陶、冠县一带行河而东北流，经今聊城、高唐、平原一带，经京东故道之北，下游分成数股，其中赤、金、游等分支，经棣（治今惠民县）、滨（治今滨州市）二州之北入海”３。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六月，黄河自澶州商胡埽决溢，“河道改由北流，经河北平原中部，汇入御河至今天天津地区，合界河（今海河）入海。为宋代黄河北派，也是宋代黄河北流由渤海湾西岸入海之始”４。第四，黄河在北宋时期为祸甚深。有时，同一年之中，河决不止一次，河决之地不止一处。例如，建隆元年（９６０）黄河先后决于棣州、滑州及济南府。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自六月至九月间，黄河先后于孟州、澶州、郑州、滑州、开封府、陕州、濮州等地决溢，其中，孟州及澶州二地均在同一年里反复遭受河患侵扰。黄河泛决所侵袭地域广大，往往祸及数州，天禧三年（１０１９）六月乙未之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台山旁，俄复溃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东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一５。冲破堤岸的黄河水不仅吞没周边的农田村庄，有时还会侵入城镇内部，造成房屋等建‘关于北宋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十节＜五代及北宋的黄河》之＜宋代初期河患表》及《宋代后期黄河大事表》记河患年份为５３年。姚汉源《中国水利发展史》第五章《北方水利兴衰起伏，南方持续发展》之表５－５《北宋河道北流以前（９６０—１０４８年）黄河下游情况表》及表５－６《北宋后期（１０４８－１１２７年）黄河下游情况表》之中提及河患者７１个年份。而李华瑞＜北宋黄河泛滥与治理（上篇）》一文则认为黄河“单就发生决溢的年份而言达８４年”。本文最终采用了“８４年”一说。２李华瑞：ｌ：北宋黄河泛滥与治理（上篇）》，２００６年“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提交论文。３邹逸麟：《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４邹逸麟：《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５《宋史》卷９１《河渠志一》．《文史》１９８２年第１２辑。《文史》１９８２年第１２辑。１２筑物损坏以及居民生命安全的侵害。第五，北宋时期，黄河决溢的地点大多集中在下游地区。“国朝以来，开封、大名、怀、滑、澶、郓、濮、棣、齐之境，河屡决＂１。这些决溢点往往分布在河北、京东、京西诸路。这些决溢地区包括河北路诸州中的大名府、澶州（即开德府）、沧州、冀州、博州、棣州、德州、滨州、恩州及永静军，京东路诸州中的郓州、济州、濮州及淄州等，京西路诸州中的郑州、滑州以及孟州。由此可见，河北东路是北宋时期河患发生率极高的地区。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北宋前期的决口集中于滑州、澶州、大名府等地，发展到仁宗以后，却多聚集在恩州、冀州、沧州等地，黄河决溢的地点明显有逐渐向下推移的趋势。１．２仁宗时期的黄河河患仁宗时期的河患多发于黄河下游地区，即河北东路、京东路及京西路一带。其中河北东路深受其苦。太宗端拱二年（９８９）二月壬子朔，曾有“令河北东、西路招置营田’’的诏命２，可见至少在北宋初年，河北路原本是分东西两路的，直到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一３，始并为一路，而称“河北路’’。《宋史·地理志》认为，“河北路，旧分东、西两路，后并为一路。熙宁六年，再分为两路＂４。东路设“府三：大名、开德（按：即澶州）、河间。州十一：沧、冀、博、棣、莫、雄、霸、德、滨、恩、清，军五：德清、保顺、永静、信安、保定。县五十七一，西路则设“府四：真定、中山、信德、庆源。州九：相、浚、怀、卫、沼、深、磁、祁、保。军六：天威、北平、安肃、永宁、广信、顺安。县六十五＂５。显然按照＜宋史·地理志》的叙述来理解的话，即仁宗时期的河北路始终保持为一路，并不曾像神宗熙宁以后，分为东西二路。１［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７，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７６年。２‘宋史》卷５＜太宗本纪》。３《宋史》卷８５《地理志一》．‘＜宋史》卷８６《地理志二》。５《宋史》卷８６《地理志二》．但是从另一些史料来看，仁宗期间却似乎应该是存在着“河北东、西路＂之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同一时期就有这方面的记载或使用，例如，天圣七年（１０２９）三月辛酉，“以右班殿直何九龄为贝州兵马监押、管勾河北东西路屯田堤道＂１，又如，至和元年（１０５４）五月乙丑，“诏河北东、陕西路，每岁夏曝器甲一２。同样的，欧阳修《文忠集》卷８５中也收录了一则题为《赐河北东、西路边臣夏药及传宣抚问口宣》，时间大约是在嘉祜二年（１０５７）三、四月之间。‘事实上是，关于这一问题，历来就说法不一，纷争颇多。出于行文便利，本文在论述中选择采用了“河北东路”一词。以下本文所述及的河患区域，主要以河北东路诸州为主，间或有河北西、京东、京西等路的若干州府。河北东路设有大名、澶州、河间（辖境相当今天津市海河以南，山东省马颊河以北，河北省任丘、肃宁、阜城、故城诸市、县以东地）三府，而河患多发于大名、澶州二府。大名府（辖境相当今河北省大名、魏县、成安、广平、威县、临西、馆陶，山东省临清、夏津、冠县、莘县，河南省内黄等市、县地），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升为北宋四京之一的北京，遂在真宗驻跸行宫的基础上，建有“宫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京城周四十八里二百六步，门一十七＂３。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又于此置大名府路安抚使，统摄澶、怀、卫、德、博、滨、棣、通利、保顺诸州军。辖下有“县十二：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莘（今山东省曹县）、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内黄（今河南省内黄县）、成安（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魏（今河北省大名县西南魏城）、馆陶（今河北省馆陶县）、临清（今山东省临清市）、夏津（今山东省夏津县）、清平（今山东省高唐县西南）、冠氏（今山东省冠县）、宗城（今河北省威县东邵固镇）一４０大名府地处要隘，河流众多，黄河决溢约有１４个年份。大名府对于北宋而言，意义颇重，然而由于长期河患侵扰，故时有大名１［宋］李焘：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０７天圣七年三月辛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标点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７６至和元年五月乙丑。３《宋史》卷８５《地理志一》。‘‘宋史》卷８６《地理志－－｝。１４“郡县皆有终不自保之势＂１的感慨。诸县之中，大名濒临黄河北流与永济渠交汇之地；馆陶、内黄及魏县分处黄河两岸。大名府境内设孙村、侯村二河埽。澶州（辖境相当今河南省清丰、范县及山东省莘县部分地区），徽宗崇宁五年（１１０６）时升为开德府。境内设七县一军：濮阳（今山东省郓城县）、观城（今山东省莘县观城镇）、临河（今河南省浚县）、清丰（今河南省清丰县）、卫南（今河南省滑县）、朝城（今山东省莘县朝城镇）、南乐（今河南省南乐县）及德清军（今河南省清丰县）。澶州是北宋时期河患灾情最为严重的地区，诸县中的濮阳、观城、临河及清丰均濒临黄河。澶州河决年份达到２９年，为诸州之冠。因此，澶州所设河埽亦诸州之中最多的，有十三埽，分别是濮阳、大韩、大吴、商胡、王楚、横陇、曹村、依仁、大北、冈孙、陈固、明公、王八等埽。尤其是商胡埽，恰值黄河北流、横陇故道、京东故道三支分流之地，灾患尤为繁重。河北东路设有十一州：沧、冀、博、棣、莫、雄、霸、德、滨、恩、清等；五军：德清、保顺、永静、信安、保定。其中，沧、冀、博、棣、德、滨、恩等州以及永静、乾宁二军均饱受河患之苦。沧州（辖境相当今天津市海河以南，静海县和河北省青县、泊头市以东，东光县及山东省宁津、乐陵、无棣等市、县以北地区），下设五县：清池（今河北省沧县东南东关镇）、无棣（今山东省无棣县）、盐山（今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乐陵（今山东省乐陵市）、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东北古城）。冀州（辖境相当今河北省冀州、南宫、新河、枣强、武邑、衡水、阜城等市、县地），庆历八年（１０４８），由原来的团练升为安武军节度。下设六县：信都（今河北省冀州市）、穆（今河北省景县）、南宫（今河北省南宫市西北南旧城）、枣强（今河北省枣强县东南前旧县）、武邑（今河北省武邑县）、衡水（今河北省衡水市西南旧城）．博州（辖境相当今山东省高唐、茌平、聊城等市、县地），淳化三年（９９２），因黄河频决，遂“移治于孝武渡西一２。下设四县：聊城（今山东省聊城１［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１２７王岩叟（１－哲宗乞诏大臣早决河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２＜宋史》卷８６《地理志－－｝。市）、高唐（今内东省高唐县）、堂邑（今出东省聊城市）、薄平（今出东省茌平县）。檬州（辖境相当今山东省阳信、惠民、商河等县地），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移治阳信县界夕℃方寺。下设三县：厌次（今出东省惠民县）、商河（今山东省商河县）、阳信（今山东省阳信县）。予黄河两岸设有聂家、梭堤、锯牙、阳城四埽。德髑（今由东省德娴市），景秸二年（１０３５）后，一度割属永静军。下设二县：安德（今山东省陵县）、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滨州（辖境相当今山东省滨少辩、沾化、博兴、剩津等市、县地），下设二县：渤海（今由东省滨髑市）、招安（今由袤省滨娜市）。有平河、安定二埽设于黄河岸边。恩州（辖境相当今河北清河、故城和山东临清等县地），宋初，为永渍军节度。庆历夕ｋ年（１０４８），改髑名，罢节度。下设三县：清河（今河ｊ匕省清河县１日城）、武城（今河北省武城县西北）、历亭（今河北省武城县）。永静军（辖境相当今山东省德州市及河北东光、吴桥、阜城等县地），处于永济渠、御河及漳河这三条黄河支流汇集之她。下设三县：东光（今河北省东光县）、将陵（今山东省德州市）、阜城（今河北省阜城县东古城）。乾宁军（今河＝ｌ匕省青县），太平兴国七年（９８２）置，“改县日乾宁，隶焉。大鼹二年，舞为硝挣‘，称渍媸。其地处黄河、御河汇注之所。北宋除了在河北东路设有以上二十一处黄河堤埽外，还有二十处埽岸设于其他黄河沿岸地区，它们分别是：孟州（辖境相当今河南省孟县、济源市、温县及荥阳县＝ｌ艺部地）的河南埽、河乾埽；开封府（辖境相当今河南省原阳、鄢陵等县以东，延津、长垣等县以南，兰考、民权等县以西，太康、扶沟等县以北地区）的阳武埽；滑州（辖境相当今河南省延津、长垣、滑县等县地）的韩村、房村、凭管、石堰、髑西、鱼池、遮阳等七埽；逶翻军（今河南省浚县一带）的齐贾、苏村二埽；濮州（辖境相当今山东省甄城及河南省范县、濮阳等市、县地）的任村及东、西、‘《寒史》卷８６《地理志－－｝。１６北等四埽；郓州（辖境相当今山东省东平、梁山、郓城、巨野、汶上、平阴、东阿、阳谷及台前一带）的博陵、张秋、关山、子路、王陵、竹口等六埽；齐州（辖境相当今泰山以北，黄河故道以南，淄博市与桓台县以西，长清、禹城等市县以东地区）的采金山、史家涡二埽。可见，河北东路一路的埽岸数量占到了当时北宋黄河埽岸总数的一半以上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时期黄河在河北东路肆虐之甚。北宋诸朝之中，除英宗、钦宗朝因在位时间短促而河患不及记载外，其余诸帝在位时皆是河患频频，而其中以太祖与仁宗时期为最，均达到１６个年份。与太祖时期黄河决于诸处有所不同，仁宗时期黄河决溢的大多数决口位于河北东路，有决溢发生的１６年中有１０年是始自河北东路境内河段。其中，又以澶州、大名二地的灾情最为深重，绝大多数决口处都位于这两个州府境内。仁宗时期，先后发生如下１６次黄河决溢１：１．天圣元年（１０２３），五月，滑州决河。２２．天圣六年（１０２８），八月乙亥，河决澶州王楚埽，决口凡三十步。３３．天圣七年（１０２９），六月，河北大水坏澶州浮桥。‘４．明道元年（１０３２），四月壬子，大名府冠氏县水浸民田。５５．景祜元年（１０３４），七月甲寅，河决澶州横陇埽。６６．康定元年（１０４０），九月甲寅，滑州大河泛滥，坏民庐舍。７７．庆历七年（１０４７），河败德博间凡二十一处。８８．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六月癸酉，河决澶州商胡埽，决口广达五百五十七步。９１此处综合参考李华瑞《北宋黄河泛滥与治理（上篇）＞一文与姚汉源＜中国水利发展史》第五章《北方水利兴衰起伏，南方持续发展》等研究结果。’２《宋史》卷６１＜五行志一》；【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２９７《物异考三·水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０６天圣六年八月乙亥；ｌ：宋史》卷９１《河渠志一＞。’《宋史》卷６ｌ《五行志一》；《文献通考》卷２９７《物异考三·水灾》．５《宋史》卷６１《五行志一》：《文献通考》卷２９７《物异考三·水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１５景祜元年七月甲寅：《宋史》卷９１《河渠志一》．１《宋史》卷６ｌ‘五行志一》；＜文献通考》卷２９７《物异考三·水灾》。８［宋］王应麟：‘玉海》卷２２《地理·河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６４庆历八年六月癸酉；‘宋史》卷９１＜河渠志一＇．１７９．皇祜元年（１０４９），二月甲戌，河北黄、御二河决，并注乾宁军。１ｌＯ．皇祜三年（１０５１），七月辛酉，河决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２１１．皇祜四年（１０５２），是岁，河北路及邡州大水，坏军民庐舍。３１２．嘉祜元年（１０５６），四月壬子，塞商胡北流而使之入六塔河，河道狭隘不能容，是夕後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４１３．嘉祜二年（１０５７），开封府、京东西、河北大水，诸河泛滥。５１４．嘉祜三年（１０５８），七月，郑州原武县河决。６１５．嘉祜五年（１０６０），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日二股河，其广二百尺。７１６．嘉祜七年（１０６２），七月戊辰，河决北京第五埽。８其中，以天圣六年、景祜元年、庆历八年、皇祜三年以及嘉祜元年这五次黄河决溢对仁宗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造成了较为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以这五个黄河决溢案例来作为论述的历史背景。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６６皇祜元年二月甲戊；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７０皇祜三年七月辛酉；年”。《宋史》卷９１《河渠志一》。《宋史》卷９ｌ《河渠志一》记为“皇祜二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７３皇祜四年十二月；《宋史》卷６１＜五行志一》。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２嘉祜元年四月壬子；《宋史》卷９１《河渠志一》；稿》方域１４／１９。５《宋史》卷６ｌ《五行志一》；‘文献通考》卷２９７《物异考三·水灾》．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７嘉祜三年七月；《宋史》卷６ｌ＜五行志一》。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９２嘉祜五年七月；《宋史》卷９１《河渠志一》。８《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２０；《宋史》卷９１《河渠志一＞。《宋会要辑１８第二章河务机构与治河决策２．１、河务机构的设置与河患消息的传播与一般突发事件不同的是，因河流决溢而引起的水患破坏性强，影响面广。突破堤防的河水会在短时间内泛滥成灾，吞没大量农田和庄稼，冲毁官私房屋，溺毙居民与畜牲。如此危急的局面自然是刻不容缓，它需要政府在短时间内作出准确而迅速的反应。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及时获得尽可能全面而详尽的信息就成为了决策的关键。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高效率的现代通讯手段来获知这一切，然而在宋代，在那个人力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朝廷和皇帝所能凭依的似乎就只有层层叠叠、自下而上的官僚机构来进行信息的传递。宋初，朝廷之中并没有专职管理河流的官署机构。尽管宋代也沿袭前代的旧制，设置工部以掌天下河渠之政，工部属官中也的确设有所谓的、至少从名义上看来应当是河务专职官员——水部郎官负责“沟洫、津梁、舟楫、漕运之事，凡堤防决溢疏导壅底，以时约束而计度其岁用之物”１。但宋代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决定了这些仅仅只是虚职，“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一２，只有皇帝差遣的才是实际管理事务的官吏，才能真正行使实权。至少在神宗元丰改制以前，所谓的水部郎官并不会、也不可能在实际的河务管理中起到多大的作用。自宋太祖建隆元年（９６０）至仁宗皇祜三年（１０５１）这近百年的时间里，真正管理着黄河堤防的官员是由朝廷直接委派的。北宋初年将原工部所属屯田、虞部、水部的职权全被划归“三司＂。三司使始设于后唐长兴元年（９３０），北宋沿其旧制，号称计省。太宗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废三司使，分为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机构，各置使分领。淳化四年（９９３）五月，又合并为三司，设三司使一员。真宗咸平六年（１００３）三司使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个副使分管三部，其中“盐铁分掌七案，……二日胄案一，“掌修护河渠、给造军器之名物，及军器作坊、弓弩院诸务诸季料藉＂，“户部分掌五案，……三日修１‘宋史》卷１６３《职官志三》。２＜宋史》卷１６１＜职官志一＞。１９造案＂，“掌京城工作及陶瓦八作、排岸作坊、诸库簿帐，勾校诸州营垒、官廨、桥梁、竹木、排筏＂１。北宋初年的“胄案”、“修造案”这两个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修护河防及其他相关事务。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宋初的政府之中并没有一个专职机构负责河务，换言之，斯时，处理黄河堤防维护等事务的重心似乎并不是在朝廷中。由于宋初并未专置河官的原因，朝廷所采取的行动只能是每年分派一些文武官员行堤巡视和督率治堤堵口。开宝五年（９７２）二月，太祖诏于十七州军置河堤判官２。淳化四年（９９３），太宗遣巡河供奉官专事巡视沿河堤埽。此后，真宗时代又设“修河都部署”、“修河钤辖”、“修河都监＂等侧重于地方河防的诸多差遣。仁宗庆历年间，在沿黄河南、北岸分段兴修水利之处，置都大提举修河司，分别总领所辖界分河埽修治等河事，又先后设置“管勾黄河南岸诸埽＂、“管勾黄河北岸诸埽”、“都大管勾修河事”、“同管勾修叠河口’’等诸多权力、职责有所区别的差遣名目。这些修河官奉命来到河决地区后，凡有关河堤兴工施役等事务，必须先要与当地官员“同共商议，亲书文奏’’，而后一应举动都需要向朝廷一·汇报；修河工程实施前后，“如有功过，应干修河官并与知州已下一例施行＂３。出于周全考虑，朝廷还会另外再派遣官员，参与并监督修河官的工作。天圣五年（１０２７）九月，“遣知制诰程琳、西上阁门使曹仪往滑州，与修河总管等相度兵夫功作料数，及密体量有无未便事件＂４。有时，修河官也会向朝廷请求另派近臣前来参与及监督施工，天圣七年（１０２９）十二月，“都大巡护澶、滑州堤高继密请差近上官相度河北岸，自澶州嵬固埽下接大堤以次东北，就高阜地并筑遥堤”，朝廷满足了高继密的请求，“即诏龙图阁待制韩亿与京左藏库使阎文应，内殿崇班、陶门祗候康舆同往相度＂５。自从黄河商胡决堤之后，水患成灾，使得仁宗及其臣僚终于意识到，朝廷之中必须有一个专职机构来管理这日益繁乱的河务，遂于皇祜三年（１０５１）五月壬申，１《宋史》卷１６２《职官志二》。２《宋大诏令集》卷１６０《置河堤判官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３《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１。４《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２。５《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３。“初置河渠司，隶三司。命盐铁副使、户部员外郎刘浞，判官、金部郎中邵饰领之＂１。名义上，“设河渠司领诸道水政’’，但由于黄河流域灾情严重，实际情况是，“三司请置河渠一司，专提举黄、汴等河堤功料事”２。至和二年（１０５５），又“以殿中丞李仲昌都大提举河渠司＂。三司河渠司设有“都大修河制置使”、“都大提举河渠司勾当公事＂、“同知都大管勾应副修河公事一等诸多差遣以专司河务。例如，主倡六塔河之役的李仲昌曾任河渠勾当公事，此差遣实因李仲昌“止是知县资序，乃带提举巡检捉贼隶澶州及河北转运等司＂３，以敕诰形式为李氏而特设。但是，河渠司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嘉祜三年（１０５８）十一月己丑便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都水监，“置在京都水监，以吕景初判监，罢河渠司＂４，“内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应置官署及本司合行条例，仰中书裁处以闻”５。从此，都水监“掌内外河渠，修完堤堰，疏导水势及判水运之事”８“都水”之名源远流长，由来已久，“汉官有都水长，属主爵，掌诸池沼，后改名为使者，后汉改为河堤谒者。晋复置都水台，立使者一人，掌舟楫之事。梁改太舟卿，北齐亦日都水台”７，可见历代水官之名多袭用此。但是，“都水监一之名的正式出现以及都水监官署机构的正式形成却是要到隋唐之际。唐时的都水监设“使者二人，丞三人，主簿二人，录事一人，府五人，史十人，掌固三人”，使者“掌川泽津梁之政令，总舟楫、河渠二署之官署。凡虞衡之采捕，渠堰陂池之坏决，水田斗门灌溉，皆行其政令一８。另外，其下所设二署之一的“河渠署’’，于其中又置“河堤谒者六人，掌修补堤堰渔钓之事”９。与唐代都水监有所不同，北宋时期的都水监原先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河务机构，而是隶属于三司河渠司的，直到嘉祜三年（１０５８）方才“专置监以领之一。都水监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７０皇祜三年五月壬申。２《宋会要辑稿》职官５之４２。３《宋会要辑稿》职官５之４３。‘‘玉海》卷２２《地理·河渠》。５《宋大诏令集》卷１６２《置在京都水监罢三司河渠司诏》．。［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２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７［后晋］刘啕等：《旧唐书》卷４４《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点校本。５（ＩＮ唐书》卷４４《职官志三》．９《旧唐书》卷４４《职官志三》．２１长官为判都水监事，领都水监公事，掌内外河渠、堤堰、渡口等浚治、疏导、管理公事。另设同判都水监事一人为副。以下设知都水监丞公事二人，参领本监公事，并轮流被遣往地方，主持河流治理工作；又有知都水监主簿公事一人，掌领本监簿书，或干办本监修河事。出于对河患治理的重视，政府“欲重其任，以御史知杂判监事＂。。都水监在黄河泛溢严重的澶州设有监局，“号日外监’’２。嘉祜以后，外部都水监丞司下又设河埽司，掌备埽料、制埽与埽岸，以加固河堤或堵塞决口，有的时候，包括记工采料、合调夫役、巡视河堤等事务也都需要河埽司的参与。但事实上，仅仅依靠朝廷遣员来监测河汛情况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真正迅速了解并掌握问题的乃是河决发生地的第一线的地方官员。宋代的地方官员主要分为路、州、县三级。自太宗以后，转运使逐渐成为路一级长官，掌管一全部或部分财赋，同时监察各州官吏，并将官员违法、民生疾苦等情况“悉条以上达一３。因此，当某一路转运使管辖范围内有地区发生河决情况时，朝廷往往会要求该路转运使“五日一奏河事＂４。天圣五年（１０２７），时任京师转运使的张亿便被要求“五日一具修河次第以闻”５，转运使需要汇报的修河情况相当全面，一般包括“修河次第、修垒步数、堤岸平安＂６等诸多内容。有时，诸路转运使还会在本路财政有余的前提下，将部分余财献于朝廷以充修河费用。天圣二年（１０２４）八月，“京东转运使又奏本部羡财十万贯，充修河支用＂７。此外，诸路转运使还负有监督修河之责，夫圣五年（１０２７）十二月，因前不久刚刚完工的天台埽工程耗费巨大，于是，朝廷要求沿河诸州军堤岸“切在提举修护＂，又“令逐路转运使往来检举，如有合行，修贴固护逐处，立便施行，小有疏虞，重行朝典＂８。路之下，并列有府、州、军、监四个地方行政单位。宋初，为杜绝五代地方割据之患，“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其后，文、１＜职官分纪》卷２３。２《宋史》卷１６５《职官志五》。３‘宋史》卷１６７《职官志七》。‘‘宋史》卷９１《河渠志一》。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０５天圣五年九月乙巳。６‘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１。７‘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ｌｌ。。《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２。武官参为知州军事，……称判某府、州、军、监。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一１。乾德初年，又于府、州、军、监内增设通判。乾德元年（９６３），“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２。通判“以儒臣临制之，号称监州。盖其官虽郡佐，而其人间有出于朝廷之特命，不以官资之崇庳论＂３。因此，通判与知事实是同掌一地之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开宝五年（９７２）三月，太祖念及“河渠溃决，颇为民患，故署使职，以总领焉，宜委官联佐治其事”，令开封、天雄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员，“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阙员，即以本州判官充’’５，强调州府官员，尤其是通判在河务中的重要职责。不过，到了仁宗时期，由于河务日益繁重，本就负有监管本州事务的通判们同时又需要兼管河事，如此往往容易导致通判们顾此失彼。正如供奉官、罔门祗候、签书滑州事张均平所认为的那样，“签书州事兼管河堤，将来修塞河口功料，排备物料，分领役兵，伏缘往来隔河，恐失点检”；况且“修河亦有郡监名目＂，河务系统本身就自有一套人员差遣从事，于是张均平在天圣元年（１０２３）六月，向朝廷建议，希望免去签书州军之责，使得“专令管勾河口＂６。张氏的建议在当时获得了朝廷的认可，不久即先后“别命太常博士李渭为北作坊副使、充修河都监。……郑州判官王述、前安利军判官葛湛，充滑州职官、同管修河公事”７。然而从以后的情况来看，本州通判兼管河事的局面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例如，天圣六年（１０２８）四月，朝廷即发布诏令，‘‘澶、滑州签判职官自今与知州同判管河堤事＂８，进一步明确强调了本州通判在签书州事的同时，依旧必须兼管河堤之事。天圣七年（１０２９）正月，出于“河防重难，深虑小人疏虞＂，将原先“守宿巡掌物料堤埽，缘旧敕只有知州同判，无职官防护条例纾，改为“自今澶、滑州１‘宋史》卷１６７《职官志七》．２＜宋史》卷１６７《职官志七》．３《文献通考》卷６３《职官考十七》．‘《宋史》卷１６７《职官志七》．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３开宝五年二月丙子。。《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ｌ。７《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１．８《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３。签判职官候得替日，与依知州同判例施行＂‘，表明在河务上，通判与知州仍然负有共同的职责。府、州之下则置县。县的实际长官为知县事，“凡户口、赋役、钱谷、振济、给纳之事皆掌之一，遇“有水旱则有灾伤之诉，以分数蠲免；民以水旱流记，则抚存安集之，无使失业”２，以上这些情况皆须“具事实上于州疗。此外，沿黄河诸县令佐还要负责于河堤两岸栽种、维护榆柳等事宜，“沿河州县除旧例种薮桑麻外，委长吏课民别种榆柳及所宜之木。仍按户籍高卑定为五等，第一等岁种五十本，第二等四十本，余三等依此第而减之＂３，每年年终朝廷专遣辇运司进行检查，朝廷一般会颁诏要求“辇运司年终点检缘广济河、并夹黄河县分令佐栽种榆柳”４。因此，知县事及其属官对于管辖范围内发生的河患具有更直接也更为重大的责任。宋初，由于政府缺乏专职机构管理黄河等水系，更多的时候是将这些问题分摊至地方，由地方各级官员承担起来。乾德五年（９６７）正月辛卯，太祖“令开封大名府、郓澶滑孟濮齐淄沧棣滨德怀博卫郑等州长吏，并兼本州河堤使”５。开宝以后，鉴于黄河频频决溢，遂分遣使者于诸路巡视与监督当地的堤防和壅塞工作。开宝四年（９７１）十一月，黄河自澶渊决泛，时任澶州通判的姚恕及知州杜审肇未能及时向上汇报，致使灾情延误，使得洪水漫延，毁坏数州。最终，姚杜二人分别受到弃市和坐免的严惩。显然，政府无法容忍沿河州府的地方长吏在河决发生之时有任何延误上报的渎职行为，遂严格要求沿河州府的地方官员必须重视自己辖治范围内的河汛情况，并及时向朝廷通报。因为对于政府而言，包括知、通在内的地方行政长官在河患上报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地方长吏就好像是政府设在黄河沿岸的耳目，只有通过他们，政府及相关中枢机构才能准确地了解实际情况，才能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另外，仁宗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八月还规定“诏河北转运使及濒河诸１＜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３。ｌ：宋史》卷１６７《职官志七》。３《宋大诏令集》卷１８２《沿河州县课民种榆柳及所宜之木诏》。‘ｌ：宋会要辑稿》食货４５之ｌ。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８乾德五年正月辛卯。州官未满三年者，毋得代移＂‘，意即强调缘河官员的服务期必须满三年，方可有调任迁移，迫使缘河官员不得不安于本职，以尽职守。．依照北宋的规定，沿河州府的知州事与通判每两个月需巡河一次。沿河诸县的知县事及属官需轮流巡视河堤。这项制度是以法律为依托强制实施的，淳化二年（９９１）三月，太宗即以“违者当置于法一的威慑，特地下诏，要求诸州长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必须“经度行视河堤，勿致坏隳’’２。通过实地勘察，沿河州县长官对管辖地区内的河务情况及堤防所能承受的限度，可以获得一个直观的了解与把握，当他们或以申状驿递或以进京述职之时，这些认识无疑将使得他们的汇报从整体到细节都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准确性，从而为政府应对决策奠定良好的基础。然而关于地方长官巡堤的具体情况，几乎难有史料可资。宋人王禹偶有一首诗作于至道三年（９９７）的正月或二月期间，名日《将巡堤堰先寄高邮蒋知军》，其中有“吏役可堪巡堰埭”３之语，从这里可以想见，各州县衙所驱使的众多胥吏差役应当是协助地方官员监视堤防、水情的重要力量。尽管王禹偶作诗之时，是在知扬州任上，他所巡之堤也并非黄河堤防，但从王氏的这段经历中可以推断，仁宗时期河北东路诸州县的长吏巡堤情况应当与之类似。当地方长官按照规定，例行巡视堤堰之时，所属胥吏差役也必定随扈跟从。北宋吏役大致包括乡村基层政权头目和州县衙门公吏。仁宗时期的吏役实行轮差，谓之差役，由乡村主户按户等承担不同等级的职役，为不同级别的官署机构提供无偿服务。这些来自民间的吏役在河务方面的实践经验比他们的士人出身的长官应当更为熟稔，因此在实际巡视勘度的过程中，吏役们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更大的可能在于，沿河州县河务的实际操作是由这些胥吏差役作为主力来承担的。此外，景祜二年（１０３５）七月，曾有诏“赐横陇埽巡守卒缗钱”‘。可见，在沿河州县诸埽堤岸上，同时还设有巡河兵卒以随时监督河汛情况。综合以上这些情况来看，我们不妨可以深入历史而作一个简单的推想，在仁宗朝的某一个寻常日子，当某县若干吏役与平日一样在黄河沿岸的某处堤埽进行日常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６５庆历八年八月乙酉。２《宋史》卷９１《河渠志一》．３［宋］王禹偶：＜小畜集》卷ｌ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１７景辜占二年七月。巡视的时候，忽然发现河流呈现溃决的趋势或者已经溃决，于是就立即返回县署，向本县长官汇报。知县在证实消息无误之后，立刻又遣人向所属上一级长官进行禀报。当沿河州府长官上报的情况汇总到所属某路转运使的面前时，接下来的行动便是马不停蹄地将这一消息送到开封，告知朝廷乃至皇帝。但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以宋代的驿传方式，这样一个消息传播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政府决策的迅捷度。北宋建立了一套较为健全的邮传制度，是为递铺。宋代邮驿在规模上不如唐代，但它的效率更高，传递速度也更快。宋代递铺的驿卒由兵卒担任。为了确保邮驿的传递速度，一般十八里或二十里设一铺。递铺主要分为三种，即步递、马递和急脚递。步递铺主要负责传送常程文书，规定日行六十里。马递铺主要传送“非干外国、军机及要速、盗贼文书，日行三百里＂；哲宗元祜以后，还负责传送敕降文书，但规定每日行程须达五百里。急脚递铺主要传送“事关外国或军事机密、突发事件等紧急文书，并边境或军事急需支援、借兑钱物”。。仁宗皇祜元年（１０４９），规定急脚递铺日行程量须达到五百里。可见，由递铺所构建的四通八达的信息传播网，为仁宗时期河决之地向朝廷快速通报消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黄河决口属突发事件，一般所采用的传送方式应当是急脚递铺，急脚递铺的日行程量则在五百里左右。我们以距离开封二百五十里的澶州为例。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六月癸酉，黄河自商胡埽决溢。当时澶州的州治所在地位于濮阳县，而商胡埽在该县东北面，约三十里处。因此，由澶州州治所在地起程的递卒只需半日功夫，即可将黄河自商胡决口的消息送达开封。也就是说，当时仁宗及其臣僚几乎在同一日就获知了这一情况，这为而后政府决策核心所展开的应对措施的商讨与实施赢得了时间。１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５４０页。２．２巡视河患与居中决策当河决之地的申状放在仁宗的面前以供其览阅之时，包括三司河渠司，或者后来的都水监在内的政府中枢机构就已经按照其既定的规则开始运作起来了。通常情况下，北宋政府选择的第一步是紧急派遣官员前往事发州县看视决河以及河患程度，而后再由这些派遣人员将具体事宜逐一向政府汇报，从而使得政府证实或进一步了解有关河决的实际情况。例如，景祜元年（１０３４）七月，黄河自澶州横陇埽决出，当月乙卯日，户部副使王沿与供备库使孙昭等便受命前往当地勘查，“（王）沿等以为河势奔注未定，且功大，未可遽兴”１。有时，政府甚至会分别派遣几批人员前往事发地，天圣六年（１０２８）八月乙亥，黄河泱自澶州王楚埽，当作为第一批派遣官员的侍御史高弁、内侍杨怀敏返回开封后，由于当时朝廷显然对他们的汇报仍存有疑虑，故随即又遣内侍綦仲宣覆按之。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景祜元年（１０３４），七月乙卯出发的王沿等人返回复命之后．十月癸亥，“复遣侍御史知杂事杨偕、入内押班王惟忠、罔门祗候康德舆同往视度”２。然而，自获知消息到第一次正式遣使出发的这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是有长短之别的。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六月癸酉，黄河决自商胡埽，仅仅事隔两天，即当月丙子，权发遣户部判官事燕度便受遣派，行视澶州决河。然而同样的事情到了嘉祜元年（１０５６），黄河复决的消息于当年四月壬子传到开封，却是直Ｎ－十天后的癸酉日，方才命权盐铁判官屯田郎中沈立前往事发地。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北宋时代黄河决口之后，存在着由政府紧急派遣相关官员前往河决之地进行勘查的制度，尽管这一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太完善的，或者说朝廷在这个方面的反应机制显然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当这些干扰大到足以影响决策速度的时候，在无形中也将会影响到整个黄河水患应对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在这些因素之中，人事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以仁宗朝最主要的四次黄河决口事件为例。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１５景祜元年十月。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１５景祜元年十月。天圣六年（１０２８）八月乙亥，“澶州言河泱王楚埽～。此后，朝廷先后派遣６人前往视察决河情况，其中，文臣２人，余者皆小使臣阶的宦官。景祜元年（１０３４）七月，河决横陇埽，自此时到同年十二月为止，政府先后派遣三批官员前往事发地区勘度。七月乙卯，户部副使王沿与供备库使孙昭受遣而出，十月癸亥，复遣侍御史知杂事杨偕、入内押班王惟忠、髓门祗候康德舆同往，十二月，再遣天雄军部署、莱州团练使邵复，供备库副使王遇以及右侍禁、图门祗候王昭序共修河事。三遣共计８人，其中文臣２人，正任武阶１人，诸司使阶２人，大使臣阶１人，小使臣阶２人。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六月癸酉，黄河决自澶州商胡埽。自六月丙子至同年七月辛酉的４６天内，宋廷先后派遣６人前往澶州决口地域，其中，文臣达到４人，武阶官为２人，并无宦官出现。嘉祜元年（１０５６）四月壬子，黄河于该日傍晚复决。癸酉，权盐铁判官、屯田郎中沈立受命“体量六塔河及北流河口利害以闻＂２。屯田郎中属后行郎中阶。从官阶方面来看由朝廷派遣的官员之中，除了有一部分是内侍外，其它的官员都是级别并不高的升朝官，而且在这其中，包括内侍在内的武阶官占到了大多数。由于宋代重文抑武的政治传统，、在当时的政坛格局中，文官的地位明显要高于武官。而在以上这四次派遣之中，武官阶居大多数。以北宋特有的文官出镇要塞，乃至亲临战线指挥的情况来看，相比之下，可以想见，宋廷对于黄河决口的关注度相对较低。但是，如果细细分析这四次派遣情况，我们从中又可以发现些许历史的微妙。首先，尽管，北宋对宦官干政防范严密，宋代的宦官没有太多作为，也无法更深地涉足朝政，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至少在北宋一代，宦官仍旧可以秉承皇帝的意志，不仅广泛地参与了军事活动，同时，在河务工作之中也广泛地出现了宦官的身影。尤其是天圣六年（１０２８），受遣６人之中竞有４名宦官。当然，如果联想到当时仁宗尚未亲政，实是女后垂帘，史载章献太后晚年颇近宦官３，如此之多的宦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０６天圣六年八月乙亥。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２嘉祜元年四月癸酉。３‘宋史》卷２４２《后妃传》。官受到任用也就不足为奇了。景祜以后，仁宗亲政已有年月，外出治理河事的宦官数量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其次，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在派遣人员中，文臣人数第一次超过武阶，此后这一趋势基本被保持，这反映了宋廷对于黄河决口问题的关注度开始有所加强，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庆历年以后，黄河问题不仅未曾获得彻底解决，相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天圣六年（１０２８），黄河决堤凡３０步，但到了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六月的那次决口不仅广达５５７步，而且黄河自此而北流。此后，黄河诸埽亦屡堵屡决，并未得以根治。庆历年以后，北宋先后在朝廷内设立三司河渠司、都水监，设立诸多专职管理河务的差遣，也正是迫于越来越沉重的河患压力。再次，在这些派遣官员中，某些人对宋代黄河治理等问题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天圣六年（１０２８）被派遣的６人中，有一位是侍御史高弁。高弁是种放的学生，又受知于王禹傅，在文章上与宋初之柳开、张景齐名。儒生出身的高弁在河务上的建议却颇为大胆，他认为与其修河堤，倒不如“弛堤防，纵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１。当时政府并未接受。我们姑且不论这样的建议是否具有可行性，但高氏的观点在北宋一代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关于是否应该放任黄河以阻挡北方铁骑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哲宗以后，以致演变为东流、北流之争。南宋建炎二年（１１２８），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于滑州西南人为决河，从一定程度上看，也正是这种以天堑阻敌的思维的体现。嘉祜元年（１０５６）受遣的权盐铁判官、屯田郎中沈立在宋代治河史上是一位相当出色的人物。沈立在治河方面是颇具才干的。他曾“采摭大河事迹、古今利病，为书日《河防通议》，治河者悉守为法”２．沈氏所著《河防通议》成书于庆历年间，“因考揆前志，询择时论，著为八议＂，但遗憾的是，成书不久即已散佚，到了南宋末年，仅有书目一卷存世３。元人沙克什在编辑与之同名的《河防通议》２卷时，吸收了沈氏一书的部分内容，从而使今天的我们尚能略睹其容。除此之外，沈立还先后参与了六塔河、五股河以及漳河的修造讨论，以“请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１《宋史＞卷４３２＜高弁传》．２《宋史》卷３３３‘沈立传》。３《：玉海》卷２２‘地理·河渠》．分杀水势，以省役”而获得仁宗嘉奖，并且曾一度主持都水监。不过，上文所罗列的派遣人员的官阶以及权力范围决定了他们仅仅只是政府决策的执行者，而远非在政府中参与河决应对方案决策的官员可以比拟的。皇祜三年（１０５１）七月辛酉，河决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九月已未，“诏三司河渠司与两制、台谏官同议塞商胡郭固决河＂。至和二年（１０５５）九月，时任勾当河渠司事的李仲昌“欲约（黄河）水入六塔河，使归横陇旧河，以舒一时之急＂，遂“令两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同详定开故道、修六塔利害以闻＂１。可见，除了三司河渠司这样的专职水利机构可以参与决策和制定方案，两制官与台谏官在应对决策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北宋初设学士院与舍人院，分掌皇帝诏令制词的撰拟，成为中枢系统的两个重要机构，当时人称之为“两制”。学士院及翰林学士称“内制＂，舍人院及知制诰称“外制一。两制官拥有对朝廷政令的审议权、针对六品以下官员的人事审查权以及部分司法监督权。而北宋的台谏官们更是将言事职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外，政府有时在听取意见时，还会召集某些地方官员来到朝廷一并商议。例如，皇祜三年（１０５１）九月，“诏河北都转运使吕公弼、提举河堤綦仲宣赴阙同议＂２，参与当时的政府决策。显然，政府相当重视这些来自地方的意见，这些意见在朝廷看来，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涉及或参与河务及决策的北宋官员的专业化程度并不是很高。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日由这样一些人所参与的关于治河方案的讨论将是何等的激烈，这些人本身便对包括治理河患拥有种种独具个性的想法，更遑论通过这一次次发生在政府内部的讨论，将由此产生对仁宗时期，乃至整个北宋时期治理河患问题的决策方案。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１至和二年九月丁卯。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７１皇祜三年九月己未。第三章３．１河患的治理治河方案元祜时人曾提到“本朝黄河持议者有三说，一日回河，二日塞河，三日分水＂１，而仁宗时期的治河之法亦不外乎如此。所谓“塞河”，即指杜塞决口，它是解决河流泛溢的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皇祜三年（１０５１）七月，河决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同年九月，丁度等人即在朝廷商议时，提出“所议修塞决河，谓宜先塞郭固”２。仁宗认可了这一方案，遂“诏河北都转运使李柬之、吕公弼提举修郭固河事，北京钤辖王达编栏，通判赵宗古及内侍麦守信同管勾一３，一同负责堵塞郭固口事宜。这一项工程持续到次年正月结束，耗时约４月有余。虽然这一项工程暂时缓解了郭固周围地区及居民的危机，但对于黄河河体本身的治理，收效甚微，“郭固虽已塞，而水势犹壅＂４，河道本身并没有得到改善。另外，由于“决口将合流益驶，虽用土如麻苇，积刍如邱阜，且何所施”５，决口两岸越是合拢，河体面积就越发狭窄，单位时间通过的水量增大，流水湍激，决口处堤岸本身即不甚牢固，再加上当时的水利技术及工具的简陋，种种条件的限制从而使得完成杜塞决口的工程愈发艰难。何况，即便是完成了，由于工程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因而仍然存在着塞而复决的可能。天圣六年（１０２８）五月，澶州王楚埽河决，由于派遣官员认为“大河已安流，诸埽亦足恃’’以及“弛堤防，纵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敌人”８的想法延误修塞时机，致使河朔之地深罹河患。直到同年十二月，政府才打算依照惯例，将要杜塞王楚埽。此时，都大巡护澶滑河堤高继密向朝廷提出“自澶州嵬固埽下接大堤东北，即高阜筑遥堤，为备御计一７．而同时，侍御史高弁“又请于澶州之西，分导１＜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５之１４。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７１皇辜占三年九月壬申。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７１皇祜三年九月壬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７２皇祜四年二月己亥。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７６至和元年六月壬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０８天圣七年五月。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０８天圣七年十二月。３１二河，以杀水势＂１。这里所提及的筑堤与分水河两种方法是除了一般防堵外，乃仁宗时期所采取的主要治河方案。高继密的建议中所提到的“遥堤＂，并不似寻常堤岸那般紧贴于河体，而是“远于平地为之以捍水一２，为河流决泛预留出一定空间，以宽阔的河面来缓解水流的冲击力。遥堤早在宋代以前就开始在河防工程中被广泛采用，例如，五代后唐庄宗同光二年（９２４）二月，就曾有“诏平卢节度使符习治酸枣遥堤，以御决河”按照姚汉源先生的看法，宋初黄河沿岸残存的遥堤似乎应该是汉代王景所制之遗址，而唐代在此基础之上又予以进一步拓展和加筑。但可以确定的是，古遥堤至宋初时已逐渐荒弃，不复原来形制，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乱频繁，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另一方面，“先是筑遥堤以遏，民利其膏沃，多种薮居处于其中’’４，遥堤内裸露出来的河床土壤因长时间经受河水浸蕴而极为肥美膏沃，易于种植丰产。因而有部分居民出于生活的考虑而不顾危险，逐渐迁移至此，人类的活动破坏了原先的遥堤旧制，久而久之，一旦遇到“河之盛溢，即罹其患＂５。因此，宋初，政府一度致力于恢复古遥堤的形制。太祖乾德二年（９６４），“遣使案行，将治古堤，……以御冲注之患一６，太宗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九月，赵孚“受诏与殿中侍御史柴成务、供奉官葛彦恭、殿直郭载行视黄河，分南北岸按行，复遥堤以纾湍决”７。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亦曾试图修葺古遥堤。高继密的建议显然是受到前朝事例的启发而产生的。但问题在于，古遥堤的形制巨大，“堤之旧址，凡十州二十四县’’８，恢复古遥堤的工程显然不仅极为庞大，而且牵涉地区相当广阔。乾德二年（９６４）的重修计划甫一提出，即遭到反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０８天圣七年十二月。２［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２７３《后唐纪－－｝同光三年二月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点校本。３《资治通鉴》卷２７３《后唐纪－－｝同光三年二月。‘＜宋大诏令集》卷１８１《遣使按行遥堤诏》。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４太平兴国八年九月。。＜宋史》卷９１《河渠志一》。７‘宋史》卷２８７《赵安仁传》。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４太平兴国八年九月。３２黯，群议者戬｛嚣河不可卒复，力役基夫挣３，最终不褥不藏弃。太平兴餮Ａ年（９８３）九月，太窳“命使者按视遥堤旧址＂，使者们“缘河南岸，西自河阳，东至于海，阕整堤之澄城’’嚣，在汇擐审亦提到埘遥堤之状，所存者酉无一二，完补之功甚大井，谈烫应当放弃重穆２。大孛襻簿七年《１０１４），冀宗凄予露莽爰力舞考虑，亦下诏停止修葺遥堤的工程。然蕊赢继密的建议豹独到之处挺予，主要是在黄河容易泛溢的地区“筑避堤，鸯骞鬻计捧３。这显然是在降低工程蟹匏嚣霹，充分囊焉运堤这一有效实震戆求毳形制。溯此，当时朝廷采纳了这样一种方案，遂予天圣八年（１０２８）正片戊寅，“遽褪宾副使江德源往澶州视表遥堤挣４，后叉予明道元年（１０３２）八月乙巴，开始黪渗彼于大名府壤纛翡吉遥堤。除了修筑遥堤，仁宗时期，犬名府境内述曾修筑过一处端髓金堤的堤防８。顾名思义，取名“佥堤’’当采其圆蒋金汤之义。佥堤宪工于景糖二年（１０３５）前詹。秉祷嚣年（圭∞凄≥七蒡，蒺驻耀海决。垂手嚣簿≤襄逢势辜下，积涉舞簿。著导溪东流，恐不能御湍悍之患＂６，故耐当时曾有“罢塞横陇决河静的主张。朝廷先后派遣内侍芏克恭、户部剐使杨告与入内内侍省押班刘从愿前奄主河决地规度，并考虑究竟是否应社塞决瑟。壬壳恭圭张帮先治金堤帮，薅杨、裁二太戆圭豢鬟与之截然穗反，认为应“乘河＿Ｂ岁稔，请塞横陇为便”７。．治金堤的主张褥到了舆论的支持，龙图阁巍学士姚仲孙入见仁宗时，根摧自己誊巡褫黄潺熬羟验，诀舞罢塞横陇决霾，＃冀铡有建，一露求苓遣魏；＝基潘不慌徙，惭贝冀沧景安；三日延辑无燮，则堤不危；四日横陇罢大役；五日横垄不塞，则河承不啮大韩埽；六日诸埽无他虞：七日河攀宽，则人工省；八日阻水险以捍蔽素帮辫８。簿饪河嚣转运镬、遂酒使蓬羹李遥亦挺凄拜凌横陡臻费夫，恐不毒藏，１《束史》卷９１《河渠悫一》。２《续赘治逶簦羲绫》卷２４寒孚兴蓬岁弋攀丸莠；《寒史》卷§｜《酒菜悫～≥，３《续瓷治逶鎏长藕》卷ｔ０８天圣乇霉十二秀。４《续潦治逶鉴长编》褥１０９天圣Ａ年蘧月戊寅。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１６景祜二舔三月。９《续炎治通鉴长编》褥１１８景樯三年斑月。２《寒会要辍穰≥方域ｌ矮之ｌ＆‘《续资治遥蓥长编》卷１３ｔ庚委元年兰舞；宣修金堤，以御下流’’’。最终，修塞决口的正程罢止，转两采取修固金堤以及河道塞隘之处拓广的措施，“行视隘塞，皆开广之，又于堤之外，起商胡埽至魏之黄城，治角直堤，则水缓而不迫，可以无湍悍之忧＂２。与此同时，还派遣修河都监杨怀敏专固护大名府金堤。“岛是，河东＝ｌ艺行，不复由故道”，“是岁，澶、魏虽大水，民不及患”３。可见，金堤起到了修筑的预期目的。不过，在宋代的河防实施过程中，开分水河才是主要的威对方案。早在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九月，太宗派遣说察吉遥堤的使者们在回奏中就曾明确提到，“治遥堤不如分水势’’，主张在河道最为狭窄的澶州与滑州沿河两岸分水，北走西汉故道之王莽河，南则入灵河；此外，还建议在分水口处“量其远迩，作为斗门，启闭随时，务乎均济，透舟运，溉农豳＂‘。虽然当时这一建议最终未毖实行，但此后，河北东路沿河地区，尤其是滑州沿黄河南北两岸几度进行开分水河的工程。当然，关于开分水河的争论也不曾停止，其主要的争论焦点便在于，反对方认为开分水溺涉及地域广大，入力工费消耗也同样太大。天圣五年（１０２７）十二月，滑州鱼池埽原先旧有的减水河壅塞，知制诰徐爽上言请求开浚，于是，“滑州相度本州应役夫二万八于馀一月功毕，或以兵士渐次兴功计役万二千人七十曰，诏差荤士兴葺之肄８。天圣Ａ年（１０２８）正月，丙子，前良山县令陈曜请于郓、滑州界，疏浚黄河，使之分入郓州与滑州交界处的麋邱河与赤河，从而达到分水势的目的。这是仁宗朝前期采用疏通黄河分支，或者疏通原有分水溺，从两以达到擎分水势，缓解黄河河患蔻视的功效。庆历元年（１０４１），由于横陇决口的缘故，“时方议开分水河，以减湍暴之势＂，不曾想，“朱兴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闻，遣使特裥之＂８。当然，这一次仅仅只是有了分本势的意蚕，却并未有人工的干涉，蔼是潺流自身遵循地势形状鲁然形成的，但也从中可以看出，与堵塞决口、临河筑堤相比，开分水河的方法是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３１庆历元攀三月。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３１庆历元年三月。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３１庆历元年三月。４《宋史》卷９１《河渠志一》。４《宋会要辑羲》方域１４之１０。６《续资治通鎏长编》卷１３３庆历元年八胄丁置；《寒史》卷９１《河渠恚一》。有相对更高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的。在北宋所有的治河方法中，“回河＂之法出现最晚，却也是最惹纷争。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六月，商胡口大决。贾昌朝等主张修葺旧堤，“引水东流，渐复故道，然后并塞横陇、商胡二口＂１。这里的“故道＂指的是景祜元年（１０３４）横陇埽决口之前，黄河所行的京东故道。贾昌朝等人的理由是横陇埽以东，到郓州、濮州等黄河沿岸地区的堤防诸埽，“其堙浅之处，可以时发近县夫，开导至郓州东界一，加之，“祖宗以来，留意河防，ｅ９横陇以东至郓、濮间，堤埽具在打，只要稍加修葺，即可达到防备河患的目的；黄河东流行经的这些地区“其南悉沿邱麓，高不能决。此皆平原旷野无所陋束，自古不为防岸以达于海一，实为“历世之长利也一２。然而，当时丁度等人奉诏巡河后，则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如此消耗工费过大，“今商胡工尤大，而河北岁饥民疲，迫寒月，难遽就也一，“所费物料人功万数至多，况今诸路灾伤，民力未丰”３，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工程。他们主张既然横陇决口之后，河道自行分流，反而使得原本淤塞的河体情况得以缓解，那么不如就此顺其势而行，开导减水河，“疏减水河以杀水势，俟来岁先塞商胡＂４。最终，朝廷采纳了丁度等人的建议，终止了堵塞决口的准备工作，黄河自此而北走。皇祜三年（１０５１）七月，河决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由于“朝廷议修塞，而中外章疏交上所执不同一，是故，政府再度召集“三司河渠司与两制、台谏官同议塞商胡、郭固决河＂５．仁宗特地赐诏询问于时知青，Ｊ４、ｌ的曹佾，曹佾认为“决口将合流益驶，虽用土如麻苇，积刍如邱阜，且何所施？……不如徐观其势而利导之一６。这一建议并没有拘泥于常，而是根据河流本身的特征，因势利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由于这样一个建议与当时执政所议殊为不同，难免轩轾，最终不了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６５庆历八年八月。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６５庆历八年十二月庚辰。３《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６５庆历八年八月辛卯。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７１皇祜三年九月己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７６至和元年六月壬寅。了之。至和二年（１０５５）九月，距商胡决口之后，黄河北流已有十余年，其所经之地，诸如大名、恩州、冀州等地久受其扰，而大名一带修筑的金堤长期遭黄河水侵袭，已不堪重负。鉴于此，“豳河＂之议再度进入赣廷视野，政府打算“舞铜城故道，而塞商胡＂‘，“铜城故道’’即贾昌朝力主恢复的京东故道，然而考虑到工程量臣大，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工，故而不得不放弃。此时，勾当河渠司事李仲昌提出“约水入六塔河，使妇横陇ｌ西河，以舒一时之急弦２，于是，政府召集两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同详定开故道、修六塔。李仲昌“塞北流以入于六塔＂的建议得到当时执政的支持，遂得以顺利实施。同年十二月，“量集兵夫、物料就六塔河，……以纾大名、愚、冀之患。仍令河北、京东转运司应沿河州军堤埽及牛羊道瞄预修完之，纳民田为水所占者具数以闻’’３。嘉祜元年（１０５６）四月，商胡口堵塞完成，黄河由北流转入予六塔河。然两，六塔河河道狭隘，黄河水流量较大，六塔河道无法容纳，遂于四弱王子的傍晚孬度决溢。六塔河事之败，对于仁宗时期的黄河治理的打击颇为沉重。由于宋代治河之事往往与政治密切相连，六塔事败，不仅引发了后来的一场涉及多人的河狱。更为严重的是，仁宗嘉祷元年（１０５６）之后，搿自李仲昌贬，议翥久不复论河事”４。直至嘉裙八年（１０６３）二月，方才有“诏判都水监韩璃、监丞李立之与河北都转运使唐介同往相视修二股河＂５，但修二股河已经是英宗以后的搴了。关于那场因河事弓｜发的河狱，螽文将有详细叙述。六塔事败，使得黄河闯题成为仁宗统治羼期溽务之中的一块雷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仁宗末年。它导致了从政府到官员个人对于黄河河患产生了～种惧而避之的心理状态。国此，仁宗一朝因此事而因噎废食，‘‘始专治西堤，以翌北京及契丹国信路，不复治东堤挣８，彻底放弃了原先一心希望复黄河故道的企望。１《寒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９。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１至和二年九月丁卵。３《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９。４《续资治通鉴长编》糕１９２嘉诂五年七月。５《寒会要辑臻》方域１４之２０。５《绥貉治逶鉴长编》卷１８４嘉话元年十一胃甲辰。３．２六塔河事一一治理河患的个案分析从表面上看，“塞北流以入于六塔’’似乎只是一个寻常的治河方案，实则由于宋人对于政治的过度热衷，导致诸如修六塔河这样一个纯粹的水利工程都沾染上了过多的政治色彩，最终演化为仁宗时麓一场牵涉众多的所谓“河狱捧。当时，主倡六塔河之役的李仲昌任河渠勾当公事。其父李垂历仕真、仁二帝，颇知河事，曾向朝廷献上《导河形胜书》三卷，“欲复九河故道，时论重之栉‘，又主张“欲酾繁派，使缓而不决’’２。绅基为其次子，承袭家学，所谓河入六塔，一定程度上就是力图使黄河回复横陇故道。而在此同时，又出现了与之相对的回复京东故道的治河主张。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商麓蠢大决，自此黄河北流达÷余年，大名、愚、冀等沿河州府饱受其患，当地所筑金堤因长期遭受水流冲涮，亦不堪重负，岌岌可危。鉴于此，时判大名府贾昌朝向朝廷提出了使黄河回复京东故道的方案。贾錾朝于庆历夕＼霉八胃帮向朝廷建议，“请下京东媸军兴蓦黄河｜曩堤，弓｜永东流，渐复故道，然后并塞横陇、商胡二口，永为大利’’３。同年十二月，又言道：“今夏溃于商胡，经北都之东，至于武城，遂贯御河，历冀、瀛二州之域，抵乾宁军，南逵予海。今横陇放承止存三分，金、赤、淤河皆已堙塞，惟出壅京日以东，大决民豳，乃至于海。自古河决为害，莫甚于此。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御备契丹；取财用以馈军师者，惟沧、棣、滨、齐最厚。自横陇决，财利耗半，商胡之效，十失其八九。况瞩家特此大河，凑晷京都，外限敌马。祖宗以来，留意溪防，条禁严切者以此。今乃傍流散出，甚有可涉之处。臣窃谓朝廷来之思也，如或思之，则不可不救其。臣愚窃谓救之之术，莫若东复故道，尽塞诸口，按横垄以东，至郓、濮闻堤埽具在，宣加完葺。其堙浅之处，可以时发近县夫开导至郓髑东界。１《宋史》卷２９９《李垂传》．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４嘉禳元年十一月甲辰。３《续资治逶鉴长编》卷１６５庆历，℃年八嚣。其南悉沿酃麓，高不麓决。此皆平原旷野，无所隧束，自古不为防岸，以达于海。此历世之长利也＂，又附“绘漯川、横陇、商胡三河为一图上进’’１。对于贾昌朝的建亩，朝廷仍旧是相当重视的，故有“诏翰林侍读郭劝、入内内侍省都知蓝元震与河北、京东转运使再行相度修复黄河敌道厉害以蠢’’。郭劝等人在而后的回奏中，肯定了贾昌朝的建议，认为“自横陇水口以东，至郓州铜城镇，规度地势高下，使河复故道，甚为大利。凡开二百六十三里～百八十步，役四千四百十九万四千九百六十功”２。但是，贾昌朝的河复京东故道的提议很快就遭到丁度等人的反对，“所费物料人功万数至多，况今诸路灾伤，民力未丰”，虽“诚为经久之利，然功大不能猝就静３。至和二年（１０５５），中书针对此事亦表示了反对，“黄河鸯裔褫决叠乏流，经大名、恩、冀之地，久为民患。先议开铜城故道（按：即京东故道）而塞商胡，恐功大难卒就”４。然而，其中更重要的反对原因恐愤是，原本支持贾昌朝的宰辅陈执中失势了。陈执中亦曾于商胡决口后，参与过河堤的修治，“河决商胡，走大名。．程琳欲为堤，不果成而去。（陈）执中乘年丰调丁夫增筑二百里，以障横溃”，也正是凭借此事，陈执中复入中书，颇得仁宗宠信，然而，至和二年（１０５５），却以‘‘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等八事遭台谏弹劾而罢黜５。随着陈执中的挂冠而去，贾昌朝失去了朝中最有力的支持，回河入京东故道的方案也最终被弃之一隅。对于此事，贾昌朝颡以为惯，以致‘‘六塔功效，欲动摇宰相’’８。陈执中遭罢黜后，文彦博即“复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与富弼同拜’’７。颇受此二入赏识的李静昌提凄了所谓“河入六塔”的主张，（李）姊基等皆坐责。孛书议不胜，（贾）昌朝因１《宋会要辑稿》方域ｌ哇之１８；２《宋会要辑穰》方域ｌ莲之１８。３《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８。《续资治逶鉴长编》卷１６５庆历八年十二是庚辰。‘《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９。５《宋史》卷２８５《陈执巾传》。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４嘉禧元年十一胃甲辰。７《宋史》卷３１３《文彦搏传》。即“囱商胡曰下凿六塔渠，弓｜河东注横陇敌道，用功省丽利大＂‘。李仲昌的主张由于得到当朝宰执的大力支持，从而得以顺利实施。至和二年（１０５５）九月甲申，奉诏视察黄河情势的孙掠等人在回奏中即秉承了宰执之意，同样表示支持李仲昌的建议，认为搿其六塔河如相度容得大河，使导蕊东去，可以纾愚、冀金堤患，即乞许之＂２。同年十二月丁亥，考虑到“金堤泛滥，不能悍固，欲量集兵夫物料，就六塔河见行水势，横陇旧道以纾大名、恩、冀之患＂３，予是，中书提出准备工费，搿令河＝ｌｌ：、京东预完堤埽，并上河水所占民毽挣４，围绕开筑六塔河的准备工作迅速展开。次日，又分别任命“知澶州、天平留后李璋为修河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周沆权同知澶州、都大管勾应副修河公事，宣政使、果舟｜圈练使、入内副都知邓保吉为修河钤辖，殿中丞李仲星都大提举河渠司，肉殿承制张怀恩为修河都监。寻以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侍押班王从善代保吉一５。其中，李仲昌之任都大提举河渠蠲～职，“以仲昌知水利之害，特任之也’’６。三日之震，又任命搿龙图溺直学士、给事中施昌畜为都大修河制置使。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度支员外郎蔡挺，都大提举河渠司勾当公事、太常博士杨纬，并同管勾修河＂７。随着这些人事任命的颁布，开筑六塔河的工程正式开工。德修六塔河一攀舀开工伊始就始终伴随着反对者酶声音。早在贾善朝“复敖道＂与李仲昌“修六塔’’二者相争、六塔之役尚未动工之时，欧阳修即上言，认为“若亩六塔之利者，则不待攻而自破矣。且开六塔者说云减得大河水势，然今六塔既已开，丽愚、冀之患，俺为尚告奔腾之急？此则减水之剩康妄可知，未见其利也。又开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复横陇故道。见今六塔，止是分减之水，别河下流秃归，已为滨、檬、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则顾其害如何？此臣故谓近乎欺霹之谬也。且臣闻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淀之势，常先下流，下流１［宋］阉马光：书镕ｌ鹪３年。《传家集》卷７９‘周侍郎沆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２《续赘治遥鉴长编》卷１８１至稀二年九月甲孛。３《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９。‘《续资治通鉴长编》褥１８１至和二年十三月丁亥。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１至和二年十二月戊子。。《宋会簧辑稿》职宫５之４２７《续资治遥鉴长编》卷１８１至＿帮二年十＝月壬辰。淤高，水行不快渐囊，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其势之常理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娥，不胜其患，蔼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两无利尔，是酱智者之所不为也一１，“今者又闻复有修河之役，聚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计其所用物力数倍往年，当此天灾岁旱、民困国贫之际，不量人力，不顺天时，臣知其有大不可＂２。欧阳修的反对没有得到赣廷的任何溺复。即使是在六塔之役动工期间，授任都大管勾应副修河公事的河北转运使周沆在参与工程的同时也曾上言，认为“河水广二百余步，六塔渠广四十余步，必不能容，且横陇下流盘河徙以来，填淤成高陆，其西堤粗完，东堤或在或亡，前强六塔水微通，分大河之水曾不十分之三，滨水之民，丧业者已三万余户．就使如仲昌言全河东注，必横溃泛滥，齐、博、德、橡、滨五州之民皆为鱼蹩食矣。今自六塔距潺不啻千余里，若果欲壅河使东，宣先治水所避诱堤，使皆高厚，仍备置变兵，分守其地，多积薪苏，以防冲决，乃可为也。然其劳费甚大，恐未易可办，以臣度之，六塔实不可塞”３。然而，周沆的上言依旧为政府所搁置。六塔之役在权力的荫庇下顺利进行。尽管权势对李仲昌投以青眼，但上天却似乎并没有要眷顾他的意思。次年即嘉祜元年（１０５６），四月壬子，刚刚完工不久的六塔河终因河面狭隘，无法容纳黄河重大的水量，遂于搿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蓁不可胜计捧４。事败之初，由于“宰相文彦博、富弼主李仲昌六塔河议。及事败，人莫敢尽言＂５。随着亩者甚众，交章论列，皆“谓济、博、滨、棣之民重罹水患一６。追予舆论压力，六月辛蓄，搿降翘澶州、修河都部署、天平餐磊李璋翔营髑，河ｊ艺转运藏使、同管勾修河、司封员外郎燕度知蔡州，提举开封府界县镇公事、同管勾修河、度支员外郎蔡‘［宋】欧陬修：《文忠集》卷１０９《论修河第二状》，题部丛刊（初缤）本，１９８９年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羹印；《续资治避鉴长编》卷１８１至秘二年九月蹰子。２《文忠集》卷１０８《论修河第一状》。３《传家集》卷７９《周侍郎沆神道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２嘉祜元年六月戊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２嘉祜元年四月壬子。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２嘉谘元年六露戊寅。。《宋会簧辑穰》方域１４之１９。挺知滁州，修河都钤辖、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侍押班王从善为濮州都监，供备库副使张怀恩为内殿承制，提举黄河埽岸、殿中丞李仲昌为大理寺丞一１，一千修河官员或降职或贬放。从这些贬斥诏令来看，此时政府对于治河不利或有失误的官员所予以的降官降职等处罚，仍旧是遵循了惯有的先例。咸平三年（１０００）五月，黄河决口于郓州王陵埽，“浮巨野，入淮汹，水势悍激，侵迫州城＂，同年十一月塞河功毕，即将在此事件中失职莳“知州马襄、逶判孔某坐免富，巡河堤、左藏麾使李继原配隶许髑静２。景德三年（１００６）六月甲午，“中夜，河溢于（开封）城西，毁外堤，坏庐舍，ｏｏｏｏｏｏ，是日，应天府又言河决南堤，流毫州，合浪宕河东入于淮。即遗使驰诣河阴，督都益钱昭晟等塞汴日，仍劾昭晟等罪，贬其秩趴３．天圣七年（１０２９）九月戊辰，“澶州官吏并坐王楚埽决贬官一等＂４。景祜三年（１０３６）十月，澶州“横陇水口西岸物料场火，凡焚薪刍一百九十余万。诏转运司劾主守官吏以闻＂５。庆历六年（１０４６）十月壬戌，“诏黄河诸埽官吏如经大水抹岸，岁满并与远地官＂６。可见，至少在嘉祜元年（１０５６）以前，多以免官、贬官、弹劾等惩处失职官员，最严重的就是配隶。然丽，由于李仲罄麸一开始就是通过倚借权势以弹压众议，强行推动开六塔河。于是事败之后，虽已有贬斥，但是当时舆论显然并不满足于履行惯例，乃至出现：搿河朔被水灾，滨、棣、德、博四州之民，皆归罪于李仲昌、张怀恩、蔡挺三人，乞斩此三人以谢河北丹７、搿（李＞彳率量等奸谋辨口，诬惑朝廷，邀剩急功，兴起力役，为害不浅，败事已多，固宜行窜殛之刑，岂得蒙宽宥之诏？伏望特赐指挥，其李仲昌、张怀恩、蔡挺、燕度等并从公议，改置严科。谢列城愁怨之民，示公朝刑罚之当，转灾渗为和气，在此举也挣８等诸多严苛之辞。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２嘉祜元年六月辛酉。２《宋会要辑璃》方域ｌ碡之４。３《续资治逶鉴长编》卷６３景德三年六旁甲午。‘《续汝治通鉴长编》卷１０８天圣七年九月戊辰。５《续赘治通鉴长编》卷１１９景祜三年十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５９庆历六年十月壬戌。７《续资治逶鉴长缤》卷１８３嘉禧元年八月。‘《续资治遥鉴长编》卷１８２嘉谘元年六居己巳。４１当然，一个更深层次的重要原因却是贾量朝与文彦博、富弼之闻的结怨。“先是，宰相文彦博、富弼主仲昌议，开六塔河，不听贾昌朝所言，昌朝以为恨。及六塔功败，仲昌等皆坐责，中书议不胜，昌朝因欲动摇宰相，乃教内侍刘恢密奏六塔承死者数千万人，穿±于禁忌，且河口岗与营姓御名有嫌，丽大兴镭畚，嚣便’’１，如此罪名则己不是原来所谓的治河不利那样简单，已明显触犯到了皇权的威严。于是，仁宗“遣殿中侍御史吴中复、带御器械邓守恭置狱澶州，修河官员等并坐‘奉诏待秋冬塞北流丽听（李）仲昌擅进’’’２，“鞫其事，促行甚急，一日内降至七封＂３。穿土千禁忌与嫌名讳等事虽经查证而实属无稽，但因河既塞而复决，枉费功料，都监张怀恩与李仲舄仍以“于河上盗所监临物’’的罪名，分别遭到予潭州与英媸衙翦羁管的惩处４。与之相干的那批参与开修六塔河豹宫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追加惩处，其中，“降知澶州、枢密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左谏议大夫、知滑州，天平留后李璋为邢州观察使，司封员外郎燕度为都官员外郎，北作坊使、果州霞练使、瞧侍押班王从善为文愚使，度支员辩郎蔡挺追一宫勒等’’５。是时为嘉祜元年（１０５６）十一月，距离上一次贬斥，不过五月有余，也就是说，同一批治河官员由于同一个罪名在近半年的时间内被连续惩处了两回。这固然体现了仁宗时期对于治河官员措置严格，毫不留情。但却也并非是无可指揍的。缴观整个事件始末，如果真的要追究所谓的责任，那么作为方案提出者的李仲昌以及那些参与修河的官员都最终为自己的失误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代价，然而作为决策者，或者说是这个方案豹最终负责蠹的文彦搏与寓弼却最后得以全身两退，毫发无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缺失。正如元祜时人赵瞻所言，“执政诸人皆未尝亲见河流地势深浅高下，故不敢决执其哥回故道与不可圈者，虽有论议，亦僮是遥度，菲有实据也”８，当时窜挟选择治河方案予以支持之际，并不是从方案本身可行性出发，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从客’《续资浚逶鉴长编》卷１８４嘉褚元年十一月甲最。２《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９。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４嘉祜元年十一月甲辰。‘《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２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４嘉褚元年十一月甲辰。５《续浚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４嘉禧元年◆一是甲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４１６元裙三年十一月甲辰。４２观情况实地勘察了解情况，所凭倍的依据恐怕也仅是献策者的～面之词，但更深缘由则是党同伐异的心理作势。也就是自仁宗时代起，宋人便有“朋党”之说。且不论这“朋党＂之义，孰是孰非，只是秉持这样一种心理，宰执等一旦认可或出于赏识某个献策者，那么不管这个方寨本身是否还有不足之处，是否别的方案也有可取之处，都可以熟视无睹；不管其它建议究竟是来自反对者、旁观者，还是当事人，都将一概置若罔闻。仁宗时代的官员们无法超脱手现世，仁宗时代的黄河治理自然也无法逃脱入治的阴影，裹足不前，功效不大。３．３春夫的征调与治河物料的筹措’仁宗时期的治河人力主要便是由沿河诸州县抽调的丁夫组成，又称“春夫＂或者搿黄河夫”，此外，还会发遣部分地方军卒，乃至少数刺酝犯人，共露参与河防工程的劳役。尽管，依照汪圣铎先生的说法，“由于治河入力原则上不须宋朝官府出资褶募，官府只负担物料口食等支费，这就使得宋朝财政上用于治河的开支不大，不占重要位置’’‘。但是，无论是堵塞决翻，修筑堤岸，还是回复赦道，抑或是疏导分水河，这些应对黄河决泛而产生的大规模治河工程以及日常维护沿河州县河堤等事务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于仁宗及其臣僚而言，仍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阏题。在工程正式开工之前，朝廷一般会派遣官员前往动工地区进行实地勘察，了解物料储备情况，核算并确定实际工程中所需要的耗费。天圣元年（１０２３）五月，时任参知政事的鲁宗道即受命前往滑娥，“相度塞溽口功料’’２。天圣二年（１０２４）八胃，搿遣度支员外郎、秘阁校理李垂，内殿崇班、蓠门祗候张君平同往滑卫州相度水势及具合役功料数＂３。天圣五年（１０２７）九月，“遣知制诰程琳、西上阁门使曹仪往滑州，与修河总管等榴度兵夫功作料数＂‘。景辜鑫三年（１０３６）三月丙‘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５０６－５０７页。２《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ｌｌ。３《寒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ｌｌ。‘《寒会要辑稿》方域ｌ唾之１２。４３午，瑟遣“度支副健郭劝、四方馆使夏元亨囿点检修横陇埽所储钱粮刍藁’’１。庆历八年（１０４８）七月，甲子，“命翰林学士宋祁、入内都知张永和往商胡埽视决河及覆计工料’’２。景裙四年（１０３７）十二月，戊辰澳，“河北转运司奏修塞横陇决河，合焉钱粮乞单拨赴河口，以来春兴役。上令转运司髯计度’’３。皇裙元年（１０４９）正月，己亥，“命度支副使、刑部员外郎吴鼎臣，洛苑使、眉州防御使、入内副都知蓝元用往澶州经度治河王费’’４。反复核算治河工费，派遣娴熟河事、有经验的官员前往，乃至有当朝执政亲往当地参与核算工作，可见，仁宗时期对于治河费用的投入是相当谨慎的。同时，由于这部分费用在核算时，可能会比照当时的国家财政收支总体比例，进行合理分配，从而存在着一定上限的预算额度，因此时常有工程由于最终核算结果，耗费过大，政府虑及国家无力承担两不得不放弃。例如，放弃京东故道而开六塔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后者的工费额用，经核算要明显少于前者５。仁宗时期，征谯的兵夫主要被差派为每年定期维护河堤与应急穆塞决河ｚ程两类河役。前者沿袭臼太祖乾德五年（９６７）正月，“帝以河堤屡决，分遣使行视，发畿甸丁夫缮治。自是岁以为常，皆以正月酋事，季春丽毕＂８。到了仁宗天圣以后，每年征调的修河毒夫搿应役之入，计及十万＂７，波及稳当大豹造域范霭。当时仅澶州每年即“检河堤春料夫万数，并自濮、郓差往＂８，每年来自濮、郓诸州的数万名春夫应役遣发，前往澶州黄河沿岸修固堤防，濮州、郓州二地皆属京东薅路，与演髑隔河为邻，故诸地民众“备觅劳扰挣。予是，天圣六年（１０２８）三胃，在新任京西转运使杨峤的建议下，遂改为“只于外州抽调兵士五、七千人与河清兵士同修＂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像澶州这样的沿河州府境内诸堤埽处所，还屯设有“河清兵士捧这样一支专门放事清疏河渠、修筑堤防的军事性质昀组织。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１８景祜三年三月丙午。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６４庆历八年七月甲子。３《续姿治通鉴长编》卷１２０景裙四年十二秀戊辰。‘《续瓷治通鉴长编》卷１６６皇褚元年藏月己亥。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１至和二年九月甲申。。《宋史》卷９１《河渠忠一》．７《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４。８《寒会要辑穗》方域ｌ莲之１３。。《寒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３。“河清（兵士）谙熟河役’’１，结合役夫与兵士的人数毙较，由此推测，后者的个体劳动效率应该比前者可能更高一些。修河兵夫是当时所有的黄河下游沿岸地区的修河工程的主要劳动力。景祜二年（１０３５）三月至九月，赣廷先后八次赐钱子天雄军（即大名府）、搏州、髹武县、澶州横陇埽等地的修河兵夫。皇裙三年（１０５１）十月，两度赐缗钱于大名府、郭固口等修河兵夫。嘉裱六年（１０６１）八月癸亥，又赐缗钱于安利军鱼池埽、迎阳埽及澶州小吴埽等她的修河兵夫。这些数度赐钱的政府行为，扶一个侧面反映嫩，黄河沿岸在仁宗时期于不同地区展开了多项不同规模的河防工程，这些河防工程，或是加固堤防，或是杜塞决口。大批修河兵夫分布在黄河南北两岸诸埽堤岸进行维修、加固堤防等工佟，但每一处究竟投入有多少人力，却不得而知。我们能够具体了解到的，只有那些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的修塞决口和疏导黄河等较大的修河工程。天圣五年（１０２７）七月，由彭睿主持的塞滑髑决河之役崧发民三万，弋干兵：万一手，缗钱五十万，蒌蕖千六吾二十万，不三月而功就”２，共计人力约五万九千人。同年十二月，为了减轻滑州鱼池埽的压力，决定歼浚原有的减水河，朝廷遂“诏滑州相度ｊ本州应役夫二万八干馀，一胃功毕；或以兵士渐次兴功，计役万二千入，七十圈’’３，霹觅仁宗时期主要有两种河防兴役的方式，一是征发境内应役丁夫集中开浚，另一种则是征调当地军队分阶段开工。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八月，商胡决口五百五十七步，当时束祁、张永和等人计划‘‘用工～子四十一万六于Ａ酉日，役兵夫一十万隧手一百六十八人，可百网而毕＂４，而实际杜塞时，“用薪苏千六西四十五万，正五百八十三万一５。从以上三个工程遣发人数来看，仁宗时期的河防工程投入人力一般都要超过万数，这固然是由于北宋尚处菲机械时代，所戆倚赖的只有入力，键从另一令角度来看，１［元］沙克什：《河防通议》卷上《河议一·堤埽利瘸》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褒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２《玉海》卷２２《地理·河渠》。３《宋会簧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２。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６５庆历八年八月甲申。按，１【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８，搿一千四十一万六千八百日”作。一千四十二万六千八百日”；。一十万四千～百六十八人”作。一十万四予二百六十八人”。５《续资治遥鉴长编》卷１８２嘉裱元年六旁戊寅。仁宗时期的河防工程亦是具有一定规模酶。河北东路一带的诸埽修河兵犬的调配，主要由河北提点刑狱司负责。皇裙二年（１０５２）正月，仁宗下诏要求，河北提点刑狱司在调配兵夫前徒治河的同时，亦须“亲往督视之捧‘，表暌提点刑狱司对于本路治下的修河兵夫负有一定的管理职责。由于修河兵夫所集中的地区不久前刚刚发生过水患，大量人群集中于此，极易爆发疾疫，加之，修河之役甚为劳苦，众多修河兵夫死于疾疫。对于这部分疫死者及其家庭，政府采取了一些抚德措施，至释元年（１０５４）二月，仁宗下谣，凡有死于疾疫的修河兵夫的应役家庭“蠲户税一年；无户税者，给其家钱三千’’２。同时，为了鼓励抚慰修河兵夫，政府还采取赐钱、赐物的慰劳方式。所赐之物，一般是一些衫祷、衲旗之类的衣物。较之赐物，正如上文已提及豹那样，赐钱的频率相对较高。有时，修河兵夫也可以在两者中自由选择领受赐物还是赐钱，嘉祜四年（１０５９）六月，“赐沿黄河诸埽役率衫祷，若愿给钱者，人五百”３。除了入力，修河物料的筹措与管理亦是政府需要解决的勇一个重要闻题。群河自大坯而下，多泛滥之患。岸有缺圮，则以薪刍窒塞，补薄增卑，谓之埽岸＂４。在修造加固堤岸之前，一般需检视修筑材料是否齐备，往往“令缘堤预积荔藁’’，以待时机征发兵夫实施工程。宋代将修筑缘河堤埽的建筑材料称作描春料辨，搿岁虞河决，有司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余万’’８，这些都是宋代修筑埽岸的主要用料。其中，“芟梢’’是宋代使用较为频繁的罐岸物料。“芟稍弦一谲，实际上，指的是两种类裂的物料，‘‘凡伐芦获谓之‘芟’，伐山木榆柳枝叶谓之‘梢’一６；“椿橛竹索出自向南北，梢又更北远＂７。芦获之类的“芟’’应当是一些较为柔韧的草本植物，而“梢’’则应是指竹本枝权。这些草木之物经人工糊剥编制，“辫竹纠芟为索舻，加工成为“竹索’’或“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６８皇祜二年藏月己亥。２《续资浚逶鉴长编》卷１７６至和元年二冀庚子。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９嘉裱露年六弼甲串。４［宋］张师正：《括异恚》卷ｌ《大名监埽》，四部丛刊（续编）本，１９８５年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年版重印。５《宋史》卷９１《河渠忠一》。５《宋史》卷９１《河渠悫一》。’《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ｌ毒。索’’，长度从十尺到酉尺不等，作为制作埽岸的基础材料。除了制作埽岸、修迭河口以外，这些建筑材料还被用来制作沿河堤岸两边的“马头、锯牙、木岸者，以蹙水势护堤焉’’。河北东路沿河堤岸线相当长，河道狭窄，黄河两岸所筑堤岸长期遭到河水冲击，因此，每年都需要耗费大量物料加固和维修；遇到某些大规模的修河王程，所需要的修河物料之数益加庞大。识是，在政府财政中并不存在固定的修河支费。仁宗时期的修河物料的支出及来源，更多的时候是由政府出面蠢民闯征募，例如，天圣元年五月，“命参政鲁宗道行河度工费，募民输薪剪，调兵伐榆柳＂１，无论所募之“民一，还是所伐之“榆柳＂，都应当是就近解决或就地取材。正如朝廷所提出的“既邻于对壤，赘茭之用，爱赖于委输。……各｛牵良蕊，酌其经费，逐彼便宜’’２，可见，依照这样一种邻近原则，如果河北东路一带发生河决，实施塞堵防筑等王程所需要的大量筑堤材料，将主要由河患发生地及其周边地区的居民承担与提供。所谓周边地区，一般包括开封府、河ｊ艺路、京东路、京西路诸娴县廊军，可以说涉及地区相当广大。例如，仁宗天圣年间，滑州所需的修河物料因其“地理远阔”，一般“令本州捆度添差巡检’’３。而澶州地区的修河物料则在一般由濮州、郓娥等地征发调配４。景裙二年（１０３５）正胃；横陇河决，仨宗曾以诏书的方式，希望用河北、京东醒路当年所征收的租税向民间“折纳梢芟五百余万＂来充作修河之用５。庆历八年（１０４８），“修河椿橛，共四十五万一千六西五十二条，系七州科买”８；此外，还曾命“内蒋募民入薪蓥嚣，简年七月，朝廷群分遣内疆往河北、陕话、河东、京东、京西、淮南六路，劝诱进纳修河梢整＂７，后因故罢止，“但行诸路（者）自行诱劝”而还８。懿若有百姓愿意献纳修河物料，政府也会酌情给予一定豹奖励。天圣元年１‘玉海》卷２２《地理·河渠》。２《宋大诏令集》卷１５２＜河溢遣使安抚京东西河北路人民诏》。３《宋会要辑穰》方域１４之ｌｌ；方域１４之１３。‘《宋会要辑稿》方域ｌ《之１３。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１６景祜二年正月庚戌。‘［宋］包拯：＜孝肃包公奏议》卷７《请权罢陕西州军科率》，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宋会要辑穗》方域１４之１６一１７。。《续资治遥鉴长编》卷１６５庆历八年八月辛卵。４７（１０２３）八月，中书建言，若“京疆等路色入有情愿进纳修河撩并草者，逐媸军数目十分中特与减放～分’’，同时“令出榜晓示”，以示朝廷的褒扬１。庆历七年（１０４７）十一月，‘‘诏开封府、河北、京东、京西转运司遍行告谕＂，“募人于澶、煲、德、博、沧、大名、遁利、永静八摊军进纳修河物料，等第与愚泽挣２，也就是说，政府根据献纳物资的多寡分出一定等级，然后按照等第予以赏赐。此外，如果献纳者的身份是品官，可以凭此免除本户徭役，即便进纳者在奖谕颁布之前已经身故，仍然可以凭此丽遥其官除至七品，以资奖慰３。当然，地方官府有时也会征发当地民夫采斫芟梢，蓄积物料，以备征用。三门白波发运使文洎就曾提到，“沿河诸埽岸物料内山梢，每年调河南、陕、府、虢、解、绛、泽媸人夫正月下旬入由采斫，寒节前毕’’‘。寒节，部寒食节，在每年农历清明前一或二日。可见，入山采斫的劳役大约需要持续近百网。这百日之间，气候寒苦，由于“递年采斫，山林渐稀”，这使得采伐工作愈加困难。为了宪成定额，“农役之人，计及十万，往复千里已主捧，‘‘所有椿橛竹索出鸯蠢南＝｛艺，梢又更北远。虽芟榆所出地近，劳役亦重＂５。于是，为了摆脱入山采斫的沉重劳役，出现了“一夫出钱三、五千已上”，应役人户雇佣他人替代入山采斫的现象，甚至在“所差三万五予入内，有三二家共著一丁’’８，也裁是说，若干家应役人户出钱雇佣同一个人，去代替他们完成采伐芟梢的工役。除了入山采斫，由于宋代堤岸广植木本，有时，由于事出紧急，亦直接将堤岸上静撩的杂本采斫为料，以充梢撅。对于这些堤岸树木，仁宗时麓的管理褶当严格，天圣七年（１０２９）五月，滑州诸埽曾“捉到河清兵士盗斫沿堤林木捞，这些兵士试图“规避重役，故意盗林’’，最终以“钱不满千钱，从违制失定断，军人刺面，嚣嚣京开由指挥；千钱已上奏裁”，著援定，“若三犯，露决配广南远恶烈牢城＂７。１《宋会要辑璃》方域１４之ｌｌ。２《续瓷治遥鉴长编》卷１６１庆历七年十一胃辛来。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１６景祜二年六月癸丑。４《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芝１４。５《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４。６《寒会要辑穰》方域ｌ矮之１４。’《宋会簧辑穗》方域１４之１３。当某地需要修筑埽岸时，遇到建筑材料无法解决，一般由当地宫府急三司河渠司或都水监等相关机构“承牒’’或“申状’’‘，即递交公牒，请求从第三地调配所需数额的芟梢椿橛等修河物料，搿境邑之间，既邻于对壤，夔茭之用，爰赖于委输。已命饺司，各伸良画，酌其经费，遂彼使宣弦２。运输物料或走水路或以旱道，运抵修筑地区，而仁宗时期以船运为主３。有时，有的地区甚至一月之间八度承牒，筹措大量物料。物料运抵后，一般会在距离施工地较避的区域设置物料场，戬安放数量巨大的芟梢椿橛，例如，澶髑横陇决口西岸就曾设有过物料场，内中蓄积薪剪曾一度达到一百九十余万之多４。随着黄河水患情况的日趋严重，修筑堤岸的工程规模愈加庞大，所需要的芟梢竹索等修河物料的数量也逐年增加。仅以芟梢为例，天圣五年（１０２７）之前，每年基本约需一、二百万束，而天圣五年用度已达到三百七十六万束，天圣六年（１０２８）猛增至七西八千余万束，搿以至竹索椿橛比１日数倍多”５。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商胡日决，“是时执政之臣，不慎计虑，遽谋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万，骚动六路一百余州军，官吏催驱，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于道途’’６。导致修河物料量逐年攀升，河患日益严重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同时，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各地在需要制作埽岸时，上报盼需用料数往往夸大；丽在实际修筑埽岸时，浪费芟梢的情况则是相当严重，搿凡一埽岸，必有薪茭、竹捷、桩木之类数十百万，以备决溢＂７。在修筑堤埽融，依照水患轻重程度，一般将修筑堤埽的进度分秀紧、慢嚣类。然而，在计量每一埽岸用料量的时候，当地却并“不以埽岸紧慢广作约束，度多不使用，积留枉耗’’，许多用料并没有被采用，而是弃置于一旁，以至“令计沿河诸器使外，物料尚有二千五百万有余，称是深损烂，煤末不甚，约直三、二午贯捧１《宋会要辑穰》方域１４之１４；职官５之４２。２《宋大谣令集》卷１５２《灞溢遣使安抚京东西潺＝ｌ毫路人民诏》。３《宋会娶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５－１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１９景祜三年十月。５‘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４。５《宋史》卷９１《河渠态～》．７《括晃恚》卷ｌ《大名艇埽》。’。更为严重的是，“逐埽所积薪薅之备，其逶无涯不可按验。由是缘丽侵盗，鲜能禁止，退背之地任其朽败；至于向著之处，居常阙乏，危急之际，无所救护，坐待溃决＂２。另外，“诸埽使臣惧见负罪，培填上下，盖庇专塑水逼堤岸，便作危急”，寒经严谨的爽缝勘视，便急急忙忙要求政府调发物料前往该遗。埽岸边的物料场内，蓄积的芟梢物料数量愈来愈多，以至仁宗时期的物料场内，竟然堆有真宗祥符年间积纳下来，尚未用完的梢整等材料，未肯安报’’３。天圣三年（１０２５）曾下令要求在应承诸地调配修河物料时，依照当地上报用料“年岁益远，必虑损烂，惧罪培填，量，“十分中减三、五分已上＂，然后再以此，悉数予以调彳主４。应该说，这部敕令中所采取的方式是较为合理的，一定程度主有效地起到约束和控制修河用料时所产生的浪费现象。例如，天圣八年（１０３０），郓州“要梢九十九万，只般三十万应副，亦秃阙俣＂５，实际用料量只及当地申报量的三分之一不到。如此，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自袭来初年以来修浮震料靡费的行为。尽管如此，仁宗时期沿河两岸的物料场“虚垛年深，枉有损烂”的情况依然存在。鉴于此，三门白波发运使文泊遂向朝廷提出若干针对性建议：首先，“依年分懿法排垛，准备支焉”，将物料场内的蓄积依照年份逐一清点分类：其次，‘‘将河退水慢埽见在物料，相度拨与紧着埽分，今后每秋，约度来年物料’’，在计量用料数的同时将当地的实际情况一并纳入考虑范围；再次，“先将河背慢埽物料就支及采榆柳使外据实少数牵奏采买。如埽慢河退，物料数多，提点词相度移用，若致损烂不堪，即申与本辖根勘，候继遗’’；最后，“令逐埽置版榜，备录交割，遵守施行一，将埽岸边物料场内原本混乱不清的物料数躁予以公示，使得物料交割过程透明仡，受到一定的外在监督８。经三司的审议楣度后，赣廷采纳了文洎的建议，以为措施悉数下达。例如，景祜元年（１０３４）欲堵横陇决河，遂于当年十月开始计量’《寒会要辑穰》方域１４之１５。２《河防通议》卷上《河议一·堤埽利瘸》。３《宋会骚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５。‘《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５。５《宋会要辑稿》方域１４之１５。６《宋会臻辑藕》方域ｌ哇之１５一１６。修河物料之数，丽开工之霸却被推迟到了来年秋天。这一事例充分执行了文洎“今后每秋，约度来年物料＂的建议。尽管仁宗时期政府在河务方面的投入的确并不占其财政开支的主要部分，但如果就此便下结论说，靠北宋积弱积贫，经济实力是制约治河的瓶颈挣１，这显然是不妥的。细看仁宗时代每一年为修河工程而调发的兵夫以及物料的数目，以至用不完的芟梢被弃置腐烂，可见，调拨应急的修河物料数目之庞大，每年所费亦不在少数。这其中固然有以羡财拆纳修河王费的政府行为，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地方乃至民间筹集人力物力，充实修河工费。关于“北宋是否积贫积弱”的问题，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只是从以上针对仁宗时期修河物料及人力的考察中，可以见得，仁宗时耪静政府与民闯对于治河是投入了楣当的财力，甚至民间的财力更雄厚一些，所谓北宋经济制约治河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１王红：《＝ｌ乏寒三次回河东流失败的社会原因探讨》，濒南癖范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２第２勰。５１第四章４．１赈灾赈灾中的官方身影对于任何一个时代而言，大灾之后，最迫切的便是全力以赴地与生存危机进行抗争。北宋仁宗时期也不例外，在河患之后，总是会有政府主动组织或干预赈灾活动，“这是一项菲凡蜀又有风险的事监劳’。处于汴梁宫城里的仁宗及其暇僚虽然可以第一时间获悉黄河决溢的消息，但却很难准确预计某一次河患后，受灾地区的实际灾情到底是何种程度，而这些情况都将决定政府随后应该采取篱种赈灾计划或策略。因此，政府往往会派遣官员，以“体量安抚”某地的名义，实地勘查灾情，安定社会秩序，是为“体量安抚使＂。所渭“体量”一词的意思，指的正是朝廷派遣专员前往某个特定的州县地域，体察当地政事、民情及灾伤馕况。北宋真宗威平二年（９９９）歹弋、九、十其，先蜃派遣陈尧叟、丁谓及杜承睿等多人前往川、峡及荆湖诸路，就当地灾事民情“体量公事竹２。天禧元年（１０１７）五月庚戍，又因诸地“仍岁蝗旱，民多流徙’’，遂下诏，搿遣殿中侍御史张廓往京西路，薛奎往河冀艺路；驾部员外露、判三司盐铁勾院张绅往两浙路；太常博士、判三词度支勾院韩庶，供奉官、髑门祗候贾象之往江南路；著作郎、集贤校理、判三司都欠懑由司张师德，供奉官、网门祗候曹殉往淮南路体量安抚”，并且规定以上诸入描所至不褥窭乐游麸及多借官健舟船”，当地“长吏亦无得迎送’’３。以后，凡诸路州县遇有发生水灾、旱灾等严重自然灾害，朝廷皆临时遣使调查当地受灾情况，及时了解和制定赈恤措麓，一般委使数“体鐾安抚使捧之名。另外，“体量安抚使’’还负有有察看当地官吏能否之责。仁宗天圣四年（１０２６）六、七月闻，先后向河北及京西诸路“经水灾州军＂派遣多名官员“体量安抚’’４。以１［法］Ｐｉｅｒｒｅ－ＥｔｉｅｎｎｅＷｉｌｌ；年，第９６页。‘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４５咸平二年Ｊｋ，９戊寅、九月丁亥、十月庚戌。３《续资渗逶鉴长编》卷８９天毒粪元年五羹庚戎。‘《续资洽透鍪长编》卷１０４天圣露年六月庚子、七秀褥寅。５２该年六月庚子为铡，命“度支判富太常博士壬咨、供奉官蓠门祗候张继愚为京西路体量安抚”，两天以后，又特地下诏要求王咨等人抵达当地后，“察官吏能否及民间利密，省转运司配率之扰民者，其三司见理欠负，定限科校无可偿官，及会赦合放丽有司未鞠行者，酒一以闻＂‘，可觅“体鳖安抚使挣职责之重大。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六月，癸酉，河决澶州商胡埽，十六日后，即遣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张搂为河北体量安抚使，前往灾区巡视灾情。嘉禧元年（１０５６）四月六塔河决，六月末，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谗韩绛必河北体量安抚使，西上鬻门副使王道恭羽之前往赈灾。体量安抚使抵达受灾地区之后，基本负责当地所有善后事宣。正如上文所列举的天圣四年（１０２６）六胃王咨等人的情况，体塞安抚使的职责范围囊括了从监察、蠲放到司法等多方面内容。天圣七年（１０２９）七月，钟离瑾与范宗古受命为河北安抚使及副使，“瑾等所至发官廪以赈贫乏，其被溺之家存三网者给钱二千，不及者一千，溺死丽不能收殓者宫为瘗埋，邑裣放税外听就近输富，权停州县配察。其经水仓库营壁，亟修完之，庳下者徙高阜处。水坏官物，先为给遣，坊监亡失官马者，不加罪，第根究送所部。官吏贪暴者奏劾之。囚系狱者委长吏从轻决遗。其边防事桃、民闻疾苦，悉具经茴以闻＂２。也裁是说，钟离瑾等人主持了从隧粮发放、赈济灾民、掩埋遗骸，到减免税赋、房屋重建、检点财物等诸多民政事宜，甚至插手过问当地的刑事司法与监察弹劾，基本上临时全权接管受灾地区一威事务。菜一项赈灾措施在出台前，嘲河北安抚使承牒报于本路转运司处，再经由本路转运使上报，获得朝廷批准后，稃由安抚使出面“指挥逐州官吏，多方安泊存恤，救济施行＂３。一般，安抚使将措施内容“出给告谕文字，送逐州给散诸县’’，诸县令佐获知痣，再分逐辖下诸耆长将告谕内容遍告树民，包括‘‘乡村等第人户并客户一‘。为了了解赈灾措施的施行状况，安抚词还会从“别州差官遍诣逐州、逐县、逐耆点检。如有一事一件违慢，本州承牒手分并县司官吏，必然勘罪严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０４天圣四年六月庚子。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０８天圣七年七月戊午。３［宋］蘸熠：《救荒活民书》卷３《支散流民斛斟画一指挥》，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救麓活民书》卷３《支教流民斛斟蕊～指挥》。５３’。对予熊够透心救济灾蔑、劝导流嚣返霾薮±戆媾昙令往描警议甄奖箨，群谍考实以闻”２。不称职者则将遭到弹劾与惩处，“瓣裙中，河北蝗涝，时霸州文水县不依编艴告示灾伤，西熬状诉，及本娥不以时差宙检视，转运戳为言。……生簿赵舞锡嚣褥丸斤，蘧户嚣舜之、录事参军蔫缝、判富冯臻蔷鬟镧Ａ．蓐，逶嚣差嘉锈毳铜七片，知县雷守腻，冲替”３。盥然，因河患而敞乱的社会秩序急于稳定下来，藤这一切正是要依靠地方官员的积投投入，嘉裱越年（１０６０）兰胄王子，仁寨曾下诿巅令灾伤蓥转运葭、提煮囊狱餐娴荽……寨不称职者帮４，缝方喜曼鹣失黻行秀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刹赈灾措施的贯彻执行，因此，一旦发现“州县有不任职者，转运健蠖选所部宫代之¨。４．２赈灾学段仁寨时麓赞对河崽丽采取魏羰灾手段大致分隽粮食赈济、减免赋税、灾隧安置以及灾艏重建等四个部分。（一）粮食鞭潞＿｝孛教堤茨黎瓣承将大量可耕粹瓣造，雹括祷一些已待渡获的蹬楚捧毁，鲞缝当年歉收成为必然，饥饿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头上，“民罹水灾，皆结庐堤冢，粮乏可衷”８，严重影确了芷鬻蕊社会生活及量家统治鳃稳定。戮此，确保溺恣邀区酶粮食镁给，获丽使褥灾民获褥最基本的奎存条棒，成荛赈灾寓爨酋先必须解决豹离题。仨寒对羯翡糖赋一般采焉三糟学段，露赈漭、赈贷蔹及缀巢。赈济帮将逸方致麝仓镛或其它来滚戆粮食无蘩逸藏糟于灾民救济。天圣毛年（１０２９）七秀，河乾安抚使钟离瑾等抵达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发官廪以赈贫乏’’，并且规定“其被溺之２｛救蔑活民书》卷３《交毅流藐熬辩鬻～撂挥》。２‘续涤治通鉴长编》卷１７０皇裙三年隧月癸未；卷１６６塞裙元年正辩黻来。３《救荒潜民书》卷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９１嘉祜五年兰月壬予。５≤续瓷治逶篓长缡》卷１０７天圣七年＝跫乙莲。５≤续螯浚适鍪长缡》卷１８２褰藜嚣年六慝茨囊。家存三口者给钱二干，不及者一千＂‘。但这种赈济标准往往依照灾情不阉丽有所变化，如嘉祜元年（１０５６）七月，于河北诸州军赈灾之时曾规定，赐“因水灾而徙他处者米，人五斗，其压溺死者，父、母、妻赐钱三于，余二千挣２。除了赈济钱粮，有时政府还会粥面组织类似予明清时代时常可见的搿粥厂’’等赈济活动，皇裱四年（１０５２）十月癸未，“诏河北、江南东西、荆湖南北、淮南、两浙路应灾伤州军，委长吏募人输米，官为作糜粥以饭饥民一３尊对于某些特殊人群还采取一定倾斜性的优先救济，皇裙元年（１０４９）十一胃，“诏河北被灾娜军民年八十以上及笃疾贫不能自存者，即其家人赐米一石，酒一斗，毋得呼扰＂４，加大力度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当然，赈济并不是仁宗时期粮赈的主要手段，毕竟，仅仅依靠政府无偿救济是无法长久支撑下去的，同样也不能解决大批灾民的生存问题。因此，赈贷以及赈粜亦成为粮赈不可或缺的手段。所谓赈贷是指政府将仓储中的粮食、种子乃至钱物出借给灾民，待裂秋收之际再予缴还。饲如，嘉裙元年（１０５６）七月乙巴，即“贷水灾民麦种’’以帮助百姓恢复生产５．同年七月已丑，又“出内藏库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赈贷河北水灾州军＂６。丽赈祟则是指将仓储粮食等物以平份或者低价出卖给灾民。～般由潺ｊ艺转运司择精干之员“将本处常平斛斗减价出粜，或无常平仓处，即以省仓斛斗，除留准备外，出粜以济贫民’’７。景祜元年（１０３４）三月，即要求诸路灾伤州军“减价粜廪浚济贫民捧８；勇外，灾区邻近州县也应配合群粜廪挣以帮助灾民渡过难关，若“邻路邻州灾伤而辄闭籴者，以违制坐之一９，’邻近“诸州县城，郭乡村酉姓，不得私下擅添物价所贵＂蛐，从而傈证流徙到此的饥民易得粮食。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０８天圣七年七月戊午。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３嘉祜元年七月丙戌。３《续资治通鉴长编》豢１７３皇辜占四年十月癸未。４《续燮治逶鉴长编》卷１６７皇禧元年十一月。５《续瓷治逶鉴长编》卷１８３嘉禧元攀七旁乙邑。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３嘉祜元年七月巳丑。。《宋会要辑稿》食货５７之７。８《续资治通鉴长编》港１１４景祜元年三月壬午。９《续资治逶鉴长编》卷１８９嘉禧四年六月丁丑。婶《救蔬活民书》卷３《晓示流民洚令诸般采取营运搴指撵》．叛上三耪狡羲办法戆德鼓麓褥，是禳鼓了毒基寨辐嚣完备麴粮仓德备裁菠。就寒仓储分为正仓、义仓、常平仓与广崽仓。正仓义称官仓、省仓，一般设在京城、各重要转辕地点和边境驻军地区，建寒健存国家征收的漕粮和糍察等物资，以供国家军政费耀及赈蔑之燹。常平仓、义仓皆沿袭“汉、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谷价，义仓以备凶灾’’’。北宋的常平仓始置于太宗糍熙二年（９８５）２０真宗景德兰年（１００６），又先蜃于索寨，素嚣、澍＝｛艺、河袤、羧蘧、汪煮、港商、两囊尽皆设立辜乎仓３，具体操作时，“计户口多寒，量留上供钱自二三千贯蕊一二万贯＂，以此作为常平仓粟籴本，从瓣备下充裕的资金以便在丰年收购粮食；这笔资金出“转运使每州撵滤干富主之，颁手霭表寺，三霭无辕移露嚣，每年菱魏交誊之耩，巍该主事蛮描巍枣赞量增雌籴，粜减价亦如之，所减不得过本钱＂４。常平仓这一建制在北宋得以较为良好戆蹩续下去。．髓与之福琵，义仓熬建耩帮屡烬矮罢。乾德嚣年（９６３）三舞痰枣，戆璃嚣交仓，“宜令诸州予属按各置义仓，自今宫中所牧＝税，每石舅ＩＪ输一斗贮之以备凶歉，绘与民人黟５。然蕊乾德四年（９６６）三月癸蠼，即以“百姓供输劳扰傅，肤停褒羹镬耪篱”之名焉诿罢之５。仁宗景穗嚣年《ｌｅ嚣≥，霾搿或畜零摹，上嚣稳恤，努桨赈救’’７，遂再度议复义仓。集贤校理、判三司户部勾院王琪即此向仁宗建议复燮义仓，他提出义仓的操作办法，即“令越等已上户隧瑟歌二税二斗，别输一舞，承旱藏我，黧兔输燕芸，择霞缝，菱仓跫之，矮子转运使，诗瑷一孛帮歪甏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可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则利博矣竹８，仁宗采纳芏珙的建议，予魑，庆历元年（１０４１）丸熙，搿乙亥，谗天下立义仓’’９，并且于次年越月，１《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四》．２《束史》港５《太宗本继二》。３《寒变》卷１７６《食羹恚主霆》。‘《寒变》卷１７６《食赞恚主器》。‘《玉海》卷１８４《食赞·仓庾》：《米史》卷１７６《食赞志上四》。。《玉海》滤１８４《食货·仓庾》。７《玉海》卷１８４《食货·念庾》。３《寒史》卷１７６《食赞惑主辇》。２《玉澎睾卷１８４《食赞·惫痰》。“谣天下薪立义仓，止令上三等户输之捧１，穰这一次的复建义仓所持续的时闻仍然很短暂，仅仅三年之后，即再遭罢止。此后，又有贾黯于皇裙四年（１０５２）向仁宗上书请复立义仓，但经反复析论，终不能行。可见，义仓始终处于时兴时废的不稳定状态，因此，它在实际中所起到的效果可挠远不如正仓与常平仓来得重要。除了以上三者，仁宗时期另设有“广惠仓蚪，嘉祜二年（１０５７）八月，诏天下置之。广惠仓隶属司农寺管辖，“逐州幕职曹官各一员专监（之）一，“（每）州选宫＝入主出纳”２。此项建议主要由时在枢密使任上的韩琦提出，韩琦蠢仁宗建议“请罢鬻诸路户绝田，募民承佃，以夏秋所输租课每年春夏以赈老幼贫疾’’，将原先幽官府出售的没入绝户田招募他人前来耕种，材三京诸州军自今年终殿户绝纳宫函土来卖者，著拨隶广惠仓’’，所收租谷另置仓储存，搿每年十月，分差宫检税老幼贫疾不能自存之人，籍定姓名”３，从而达到救济州县郭内老幼贫疾不能自存之人。广惠仓建立以后，还规定“逐路提点刑狱司专领之，岁终具所支纳上三司。十万户以上窘一万磊，七万户夕℃予石，五万户六千石，三万产四千石，二万户三于石，～万户二千石，不满万户一千石，有余则许鬻之＂４。除了通过仓储筹集粮食，以满足灾民的生存需求外，偶尔也会动用宫廷内库金帛购买粮食以赈灾，庆历欠年（１０４８）十二月，搿蠢内藏钱帛赐三霭贸粟以赈河北”５，此次粮赈，显然是动用宫廷财产充作无偿救济，以示皇室的仁慈。内藏库属官库，“凡货财不领于有司者，则有内藏库，盖天子之别藏也打６，可见实为皇室私麾。内藏库置于太府寺管辖之下，掌收受每年财政盈余，除了满是皇室需求以外，有时亦以备非常之用，“自乾德、开宝以来，用兵及水早振给、庆泽赐赉、有司计度之所阙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候课赋有余，即偿之一７。三司遇有用度不足的时候，往往会向内藏库孛贷，例如，真宗天禧三年（１０１９）到仁宗明道二年（１０３３），内藏库即“岁斥缗钱六十万助三司’’，。而所贷钱帛九百一十七万’’１《宋变》卷１７６《食货恚上四》。２《玉海》卷１８４《食货·仓庾》及注。３《玉海》卷１８４《食货·仓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６嘉祜二年八月丁卵。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６５庆历八年十：月乙丑。。《宋史》卷１７９《食货恚下一≥。７《宋史》卷１７９《食赞恚下一≥。’，从藤帮助赣廷渡过财政难关。亦有留发转运司岁漕米以赈灾的，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十二月，“河北水灾尤甚，民多乏之食，特出内藏库钱憨，令三司转游斛斗往本路’’２。嘉祜年间，河北大水，酉姓乏食，朝廷曾打算“辍太仓米六十万瓣以赈之捧，但因“北入不便食杭，且漕路回远不时至’’，于是，时任河北提举便籴粮草的薛向便向朝廷建言，以“出本讨米四十万石以代之＂３。还有一种办法便是劝募本媸或剃州人户捐劲钱粟赈给，实际也就是借助涎阕财力筹措赈恤钱粮。天圣七年（１０２９）闰二月及次年正月，两度要求河北水灾州军“募人入粟，以济贫民”‘。庆历八年（１０４８），时知青州的寓弼“择所部丰稔者五娥，劝民击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隧所在贮之’’５。需要捐纳时，州县长吏往往将管辖地区内的居民住户依照户等捐纳粮资，一般分为六等，“第一等二石，第三等一石五斗，第三等一石，第四等七斗，第五等四斗，客户三斗，已上并米豆中半送纳”８。第一、第二等民户捐助的钱米“霹予逐媸县送纳”，丽第三、第四、第五等并客户及距州县镇城较远的第一等以下的民户，他们所捐助的钱米则集中起来，一并交由该乡耆长交纳到州县，“仰县司据逐耆人户，合纳都数，均分与当耆内第一等人户’’７，由一等产人家提供暂时的粮拐贮存缝，以等待髑县墨后的调遣。（－－）减免赋税北宋赋税繁复，给吾姓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焉一量永患等各种自然灾害过境，这个问题愈发凸现出来。灾后重建时期，试图依旧保持惯有的税赋制度显然是不现实的，并且将极大地损伤政府一贯维持的仁政形象，从而导致王朝统治产生不稳定性因素。因此，出于现实考虑，也是隽了维护统治的需要，政府往往采取减免或“倚阁＂以延迟水灾地区的赋税交纳之期。１《宋史》卷１７９《食货恚下一》。２《寒会要辑稿》璜异３之ｌ。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６嘉辜占二年十一月己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０７天圣七年闺二月癸巳；卷１０９天圣八年芷月庚辰。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６６皇祜元年＝月辛未。６《救蔻活民书》卷３《晓示流民许令诸般采取营运事指挥》。７《救蔬活民书》卷３《晓示流民许令诸般采取营运事捂挥》。皇裙二年（１０５０）Ａ男己巳，搿诏水灾髑军令逐路转运司体量褥减租税以闻’’１。嘉裙元年（１０５６）六月辛未，“诏开封府界及京东西、河北转运司，水潦害民田，其选官蠲放税赋’’２。可见，转运司本身并不具有减免辖区赋税的权力，而是河＝ｌ艺转运司依照朝廷减免税赋的诏令，统计辖下各髑永患清琵，酌情拟定减免幅度及等第，而后以此上奏朝廷，获准后，再由转运司选择官员逐州放税。政府在颁布减免赋税的诏令时，会特别指出此次蠲免赋税的种类、年份、起征点以及适用对象。天圣七年（１０２９）九胃，在减免河北承灾州军关津渡钱时，“三司户部割使钟瑾等上言，河北水灾州军渡钱，除商贩鬻物仍旧输课外，其流民往还，望免其课。从之’’３，也就是说，商贾贸易并不在此次减兔范畴内，商贾贩夫经过关津渡口仍ｌ蟊需要缴渡钱。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因河患的严重影响，仁宗颁布《除放倚阁税赋诏》，包括河北东路在内的“应四京及诸州府军监、庆历八年终已前倚阁税赋，并与除放。仍令转运丽遍行指挥一４，换句话说，朝廷主动放弃了当年涉灾地区已经获得延缓征收许可既所有税赋。“宋制岁赋，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网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日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丁日之赋，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豳杂交之赋，牛革、蚕盐之类，随其所出，变丽输之是也’’５。其中，“城郭之赋一即对城市店宅和园地课征的田赋收入。太宗淳化四年（９９３）九月，积雨霖淫，荐加上当时澶州知州事郭贽“苟务贪荣，不图御患”，导致黄河水侵入澶娥城郭，搿坏屠人之室庐，陷州城之雉堞纾，事恁，太宗特意诏免澶州人户屋税６。然而仁宗时期，对于河患过后“城郭之赋’’的除放却极为少见。“丁口之赋斗则是指身丁钱。这两种税赋的蠲放在仁宗时期的河患应对措施中，较为少见。仅觅有景藉元年（１０３４）正筒，彗有搿谣天下灾伤县权停造丁产簿，竣岁丰如旧＂７，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灾后恢复的这段时间内年满２０岁的男子１《续资治通鉴长编》豢１６９皇辜占二年八月己巳。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２嘉禧元年六胃辛未。３《宋会要辑稿》食货１７之２３。４‘宋大诏令集》卷１８５《赐澶州北城军人百姓诏》。５‘宋史》卷１７４‘食货恚上二》。８《宋大诏令集》卷１８６《除放篱阍税赋逶》．２《续瓷治通鉴长编》卷１１４景菇元年燕胃。将暂时兔予征收身丁钱。比较多见的是“公田之赋’’、“民田之赋＂以及“杂变之赋’’这三种赋税在灾后的蠲放情况。仁宗时期，承患过后减免针对搿民匿之赋”与“公霉之赋”丽征收的夏秋二税。“民田之赋”即民田税，它沿袭了唐代两税之法，向土地所有者按亩征税，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不过在实际征收时，还有存在着所谓“支移＂、“＿圭吁变＂的计算，从丽提高了实际征税的税额。“公匿之赋”则指宫罄招稠农耪种，毒政府收取地租，也就是官田税。官田亦交纳秋夏二税，二税由租种的佃农承担。然而，河水冲决，导致大量田地被淹，颗粒无收，迫于生计的耕农又纷纷外逃，河患过后，仍｜霹按惯例征收二税，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河悫之后的当年夏秋二税的征收往往会被酌情推迟或减免。天圣七年（１０２９）十月辛卯，受水灾侵害的京东、河北诸州军府县得减秋税。明道二年（１０３３）六月，又“免河北灾伤下户今年夏税”２。庆历，℃年（１０４８）九月，“诏倚阁河北、京东西被求灾下户见欠夏税纾３。另外，蠲免或者“倚阁’’赋税时，往往“以等第蠲放，尚虑贫民＂，所谓“等第捧，即指以户等来确定蠲放的适用对象，例如明道二年（１０３３）六月与庆历八年（１０４８）九月这嚣次蠲免和“倚阁”所针对的便是受水害瓣“下户捧，也就是乡树主户中的四等及五等户。“杂变之赋蚪则是沿袭五代以来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天圣八年（１０３０）四月庚爱，“诏潺北被水州县毋税牛’’４，“税牛’’正是属“杂变’’一类，免除河＝ｌ乏州县“牛税＂，旨在尽快恢复当地耕作生产。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十二月，诏“河北、京东西灾伤州县，流民随行之物所直三千钱已下，已令免税，尚虑诸处鲰有苛留，宣一切勿税”８，可见，原本随雩亍赍物，无论徐值多少都是需要缴税酌，但遏灾流亡，故以物值三千钱为限，赍物值三千钱以下免于征收，颇有些类似于今日所谓的提高纳税起征点。这种税赋以及上文所提到河北水灾州军关津渡钱，基本都属１《宋史》卷１７４《食货恚上－－｝。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１２明道二年六月己亥。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６５庆历八年九月甲辰。‘《续资治遥鉴长编》卷ｔ０９天圣夕℃年豳曩庚辰。５《宋会要辑稿》食货１７之２４。于搿杂变之赋”，减免这些税赋应该是出于减轻流民负担的考虑。在征收常赋的同时，宋代诸路转运司常常又会向民间再派以多种名目，从而达到敛财翟的，例如，“进羡钱以助南郊，其余无名敛率不可胜计’’１，然而，遇到河患之际，有时也有转运霹将这笔常赋之外的羡财充作浚河费用，天圣二年（１０２４）八月，京东转运使即向朝廷“奏本部羡财十万贯，充修河支用’’２，因此丽获锝朝廷褒谕。此外，宫府向民闻强行征购的掠夺行为也会酌情暂停。天圣七年（１０２９）＋月，京东、河北受河患影响的诸州军“停科率～年。诉不及限者，亦体量减放’’３，科配将暂停一年；嘉禧元年（１０５６）七月，原先向河北水灾州军“人户预买触绢捧，因河患受损褥暂时“权与倚阁挣４，和买之期亦得以推迟。富府强行征购的暂缓，对于河北受灾地区恢复生产来说，无疑是一个喘息之机。（兰）流民安置尽管，河患发生以后，宫府立即着手赈灾事宣，组织各种方式筹集粮食以解决受灾地区可能出现的生存危机，然而，灾民外徙而成流民的现象仍然不可避免。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商胡口决，导致灾民“流离道路’’。嘉祜元年（１０５６），“江河决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捧５。刘敝曾向仁宗提及自己的乎醑所见，诸多受灾“城中近网流民众多，皆扶老携幼，光复生意。问其所从来，或云久旱耕种失业，或云河溢田庐荡尽＂８。可见，河患是导致流民大量外徙的主要原因之一。仁宗时期，Ａ乎每一次河患过羼，都会出现河北诸娥大批流民外徒，“只要面临饥饿，或仅仅是担心会遭受饥饿，人们即随时准备外徙，这可能是中国在危机状态下最独特的场面一７。出于对饥饿的害怕，灾民背井离乡，抛下自己的田地，携家带口流徙至邻近髑府或者丰稔的地区，“东走登、莱、潍、密，南奔淮、楚、翔、襄，嚣至并、１‘宋名臣奏议》卷４０《天道门·灾异四》范镇‘上仁宗论水旱之本》．２《宋会要辑稿》方域ｌ碡之ｌｌ。３《续资治通签长编》卷１０８天圣七年◆旁辛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３嘉祜元年七月己丑。５＜宋会要辑稿》瑞异３之ｌ。６《宋名臣奏议》卷４０《天道门·灾异四》刘敞‘上彳＝宗论水旱之本》．７［法］Ｐｉｅｒｒｅ－ＥｔｉｅｎｎｅＷｉｌｌ：《十八｛缝纪中国的官摄制溲与荒政》，涯苏入民出舨社２００６年，繁勰页。６１代、关、陕，北投幽、燕及出爱诸镇，暌离圈散，无所不之＂’。流民对予接收地区造成了额外的负担，例如，庆历八年，部分河北诸州的流民因河患逃徙至京东路，京东路不得不另外“支拨税赋、辇运斛斗救济河北（流）民”２。庚历Ａ年（１０４８），‘‘溽ｊ｜：遭承，失韭流民，拥并过河南，于京东、青、淄、潍、登、莱五州丰熟处，逐处散在城郭乡村不少”３，官府要求“诸州县城郭乡村百姓，不得私下擅添物价所贵，（以使）饥民易得粮食＂４。对于流徙而至的灾民，当地官府一般宠遣各乡里正、誊长“摊门点检抄札流民。每见漉民，逐家尽底唤出本家骨肉，亲自当面审问的实人口，填定姓名、口数’’，然后给与该户流民“请领米豆’’的凭证“历子＂一道，“照证准备’’５。流民领取米豆，“十五岁以上，每人猛支一升；十五岁以下，每雹给五合，五岁以下男女不在支给”，“自皇裙元年正月一豳起首一齐支给＂８。在领取前夕，当地官府“预先于村庄明出晓示，及令本耆壮丁四散告报流民，指定支散网分去处，分明开说甚字号耆分捧７。及至领取之蠢，须“有官吏躬亲支散’’，“须是及早亲自先到关支斛斗去处，等候流民到来＂；“缘已就门抄札，见流民逐家门数及岁数，则支敖日更不令全家到来’’，只需每家派出一人持凭证前来领取即可，“每一度并支五日米豆，候食尽挨排西分，接续支给米豆”８。流民领取之时，负责发放的官吏需依照“历予头上分别细算定一家口数，合请米豆都数。逐旋依都数支给，所贵更不临时旋讨者＂９。各支领处所。不得自作违慢，拖延过时，别至流民归家迟晚，道涂冻露’’掉。勇终，在这段时闻露，如有薪妥流民，当地富受登须“亲到审问，仔细点检本家的实豳数，安泊去处’’，流徙情况经证实属实后，则依１《宋名臣奏议》卷１０５富弼《上仁宗乞拨河北逃田为屯田》。２《宋名臌奏议》卷１０５寓弼《上仁宗乞拨河北逃田为屯网》。３《救荒活民书》卷３《支散流民斛斟域～指挥》。‘《救荒活民书》卷３《晓示流民谗令诸般采取营运事指挥》。６《救荒活民书》卷３《支教流民露｝辩瘗一指挥》。６《救荒活民书》卷３《支散流民斛科厕一指挥》。７《救荒活民书》卷３《支散流民斛斟画一指挥》。８《救荒活民书》卷３《支散流民斛斟画一指挥》。９《救茏活民书》卷３《支散流民麟科蘸一攒挥》。臻《救蔻活民书》卷３《支敖流民斛科蠢一指挥》。此群立便给与历子，据所到墨分起请”１。流涎离开此地时要将“元给历予，于监散官员处毁抹＂２。尤其规定的是，在受委派的富员挨家挨户“抄札给历予时，仔细点检逐处流民＂，如果某些流民已经受入雇德，ｇ已与人家作客、锄圈养种挣，或者流民用自己携带的本钱从事“机织、贩舂诸般买卖，图运过日’’，可以糊口度日，不致流离失所，则膏不得一例抄札姓名，给与历子，请领米豆”３，也就意味着这些人不会得到来盘官方的救济。另外，流民之中有样老小赢瘦、全然荦寒，及孤独之入、只是寻村乞丐安泊、居止不定等人，委所差官擘嘲栉，由当地负责赈灾的官员依照实际情况，将他们分入各乡耆分安麓，或者于诸庙寺院寻址安泊，“亦使出给历子，请领米蔑’’，予以特殊照顾；同时还要求官员们在安置这类流民时，“不褥难为掏管，辄敢违弃，却致抛掷死损，请提举官常切觉察＂，尽可能地做到一视同仁４。时知青州的富弼对于由河北路流徙到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大量流民，“择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箕人，以便薪承蓐，搿使（官吏）即民所聚，选老弱病者廪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为生者，听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流民死者，为之大冢葬之”，‘‘及流民将复其业，又备以远近受粮。凡活五十余万人，慕丽为兵者又万余人川。除了以上由流寓地对流民施以救养外，仁宗时期还曾采用募军、以工代赈等安置灾民的办法。庆历八年（１０４８）七月，即以河北水灾之故，令河北诸州县募饥民为军，这些灾民一般被编入地方厢军，胰事种槭屯田等事务，默丽解决缝们的口粮之虞。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富弼即从流徙至青州的河北流民中募兵万余人。然而，由于黄河频频泛滥，殃及河北诸州，以致“河北连岁招兵未已，皆是坊市无赖及陇亩力豳之人，冒为军营子弟”６。大量招募流民充入军队，嗣然可以解一时之急，朝廷通过军队收编的方式，为大批无以为生的流民提供得以糊口的粮食及安身的居’《救荒活民书》卷３《支教流民瓣辩溪～指挥》。２《救荒活民书》卷３‘支散流民斛斟嘲一指挥》．３《救荒活民书》卷３‘支散流民斛斟嘲一指挥》。‘《救荒活民书》卷３‘支散流民斛斟蝴～指挥》．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６６皇萜元年二月辛未。‘《宋名歪奏议》卷１２０范镇《上仁塞论益兵匿民》。所，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但是，大量类似样坊市无赖及陇亩力豳之人＂的流民并不具备最基本的战斗力，却仅仅因为灾患而被招募入军，可想而知，北宋军队虽然编制庞大，但质量却并不高，由此引发的“冗兵＂之弊势所难免。与募军、无偿救济提觅，以王代赈要相对合乎现实一些。仅仅依靠官麝、民闻财力无限制地无偿救济显然是不现实的，何况若是如此，反而不利于受灾地区的重建与恢复生产生活。以工代赈一方面可以解决灾民的生存需求，另一方面，对受灾当地的基本情况亦是有所改善与推进。以工代赈的赈济方式正是为灾民提供一份工作以换取钱粮，灾民通过出正投劳来获得赈济。天圣年间，发生灾害之后，诸路往往“募人工役’’，“逐路有合兴工役，弗依所计工数晓示，逐旋入役，兔致饥民过有聚集，以致失所努‘，放中我们得知，宫府会依据当地实际情况，＊起一些工程，这些工程的正作机会一般主要提供给流民，流民们以臼己的劳动换取钱物用于糊阴养家。显然，“募人工役”的方式不仅可以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圊时能够完残一些工程以及某些受灾地区的灾后重建，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随着年岁的滋长，黄河两岸的环境逐渐恢复常态，然而Ｅｌｌ于大批灾民流徙，“从来沃壤尽为闲麓，又河溜所占地±至多，无赉耕稼”，‘‘二三年闻，唯上等有力或可归业，自余流浪忘反，卒无还期，河朔逃田，尽成废弃＂，“虽朝廷极力救济，……无以出办。况别路所拨之物，已是那辍应副。若更减辍两科，则彼自虚竭，必是难为支拨，民力不得不爨，量力不得不窘’’２。两收养流民的娥县也已疲惫不堪，流民“蚁聚蚕食，不无搔扰修３。何况，人群过度聚集，容易引发事端以及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数目不食，得粥皆僵仆，名为救人而实杀之＂４。于是，只要河患之地情况开始好转，官癃往往强令流徒在终的民众返回赦地，暖道二年（１０３３）十二月，“诏开封府及京东西、淮南、江东、河北、河东路明道二年（１０３３）以前流民去乡里者，限一年令归业＂，间时为了鼓励流民返乡复业，又蠲免其赋役一年。皇禧元年（１０４９）八秀，又将河北流民复业者的租赋溺免期延长隽１《宋会要辑稿》食货５７之６。２《宋名瓯奏议》卷１０５富弼‘上仁宗乞拨河北逃田为屯网》。３《宋名隧奏议》卷１０５富弼《上仁宗乞拨河ｊ匕逃田为电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６６皇裱元年二月辛未。两年。因贫穷而无力购种者，官府“赐缗钱二十万市毅种分给之嚣‘。对于愿意归返的流民，官府尽可能提供～切便利使之顺利返乡。皇裙元年（１０４９）五月，支给意欲归乡的流民“据每人含请米豆数目，自五月初一囡算至五月终，一并支与流民充路粮，令各任便归乡捧２，保证其归乡路上充足的干粮。丽后，又出榜于诸州芙津渡口，“免流民税渡钱，仍不得邀难住滞＂，诸州县驿站“道店不得要流民房宿钱”３。待流民悉复旧业，若原有田地尚属无主，“逐旋据其元地给与黟；若将已园地典质予入，“悉蛔之，候岁丰偿新贷钱’’４。庆历七年（１０４７），时知邓州的富弼在《上仁宗乞拨河北逃田为屯田》奏疏中还提出仿照军队屯田的办法，将河北诸县无主羽亩征为屯豳，招募散于外地的河北流民前来耕种，其体操作办法就是将“河就髑县去年逃圈随所在拨失屯匿，诸处抽差耨军给使，如不足，即募流民，日得数千人，不必比照招军人例特支破，衣粮但量给，口食粗令饱足，既免冻馁，必乐服困。况本是农家，不劳教劝，或更许收成后十分中少给与一二分，以充赡养之资，剡应募者其孰畿御之？兼自来经永舀土十倍肥浓，耕凿之功不甚劳力，但能布种在地，便有厚获之望，至于农具牛畜，亦易为经度，或虑灾伤之后，难褥牛畜，只用人力亦可应急，，．，。但略有所得，巳胜却尽为闲田，年岁必有大收入∥，“若朝廷严切指挥，速令兴俸，必然今歉便有所入，一二年后不可胜食’’，如此则减轻了糸东等地因收养流民而导致的生存压力。（四）灾后重建河患雩｜发的洪承对于濒河城镇设施以及建筑的破坏是相巍大的，搿水入国门，大臣奔走，淹浸社稷，破坏都城一；河患之际，“四方奏报，无日不来，或云闭塞城门，或云冲破市邑，……道路隔绝，田苗荡尽，……远方近畿，无不被害＂５。一曼河水冲入城内，由于城内没有或极少有防御性设施，往往导致城镇内部“浩如陂湖＂，居民因洪水“冲溺，奔逃号呼昼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数静，许多人因此而罹难。即使有幸免予难之人，却由于洪水已将其“屋字摧塌，无以容身斗，不得不１｛：续资治通鉴长编》糟１６６皇祜元年磁月己未。２《救荒活民书》卷３《支散流民斛蚪画一指挥》．３《救荒活民书》卷３《支散流民斛蚪躐～指挥》。‘《宋名匿奏议》卷１０５富弼《上仁宗乞援河北逃田为屯羽》．５《宋名驻奏议》卷４０《天道门·灾异图》欧阳蘩《主仁宗论承灾》。露宿街头，封缚栈露属，上雨下水，累累老幼，猿藉子天街之中’’，甚至予“城外坟冢亦被浸注，棺椁浮出，骸骨漂流’’１。因此，北宋对于灾后重建工作也是相当关注的，灾后重建亦是安抚赈灾中的一个颇为重要的部分，朝廷往往“申戒官吏，即谋缮修。顾以资枣，急于营度’’２。仁宗时期的几度灾后重建亦不外乎如此。庆历八年（１０４８）七月，黄河水侵入卫州城郭，“并怀州一带，山河水入城”，此次黄河水竟然冲入卫州城内，公元九世纪的城内建筑物恐怕很难抵麴如此之大的自然力量的破坏，以至当时包括翌娥在内的诸城驻军不得不撤出城外，“出城走避，数月绝食”３，几近粮绝之险境。因此，可以想见的是，大灾之后ｊ当地官府着手实施修缮遭洪水严重破坏的城镇内官私房屋应当是其众多善屠事宣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遗憾的是，关于这方面，史料记载颇为简略，甚至相当地少。仁宗时期，曾因河北城壁为水摧圮，于天圣六年（１０２８）九月，“遣使臣十七人往诸州提点修葺之，河毒艺嚣委转运使巡所部举行”４，抵达溺ｊ艺东路的使者奉命协翔本路转运使巡视河北诸州县，他们的ｒ丰要任务是修葺各个城镇在河患之中被洪水摧毁或损坏的城墙。然而，关于城内受灾建筑物的修缮却并未在朝廷发布的诏命中被提及。我们只熊依据ｌ｜：宋时代募民兴役等一些其链相关事例来推测，鞠是这部分工作可麓更多的是由当地官府召集当地百姓参与完成。比如，庆历二年（１０４２）五月庚戌，河北都转运使李昭述请求修葺遭河水长年侵袭的波州北城，仁宗准许了这一要求，李昭述遂“以治堤为名，调农兵八万：途旬丽就挣５。李昭述所调遣的Ａ万搿农兵＂，，显然应该是当地的百姓以及部分地方厢军，也正是借助了这样一个颇为强大的力量，李昭述的修城王役才有可能达到令人咂舌的“逾旬而就＂。再如，真宗景德元年（１００４）十凳，“知澶州张秉言己调集丁壮修葺期城’’８，张秉言所指的“丁壮’’显然是指由澶州城及邻近诸地募集而来的劳力。１《宋名滠奏议》卷４０《天道门·灾算透》欧阳修《上仁寒论水灾》。２《宋犬诏令集》卷１５２《河溢遣使安抚京东西河北路人民诏》。３《宋会要辑稿》瑞异３之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０６天圣六年九月乙巳。５《续资治逶鉴长编》卷１３６庆历二年五月庚戍。５《宋会要辑稿》方域８之１９。天圣七年（１０２９）七胃，钟离瑾任河北安抚使时，亦曾主持了当地房溪重建及受损物的修缮工作，．。经水仓库酱壁，亟修完之，庳下者徙离阜处＂，原先处于地势低下的一些建筑房屋均被迁徙到高阜之处，以免日后再受水侵；因水丽受损的官家之物，“先为给遭’’。对于在水灾中遗失了坊篮的宫用马逸亦“不加罪，第根究送所部’’１。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钟离瑾等人着手实施城镇内部的灾后熏建主要分为官属建筑修缮及迁址、官有财物损失的补救及查点等这两个部分。我们可以明确她看到其中并没有关予私属房遐及稻有财物的缮修或查点情况。除了修缮被损建筑，有时某些地区因长久饱受河患之苦而无法自解，不得已选择了迁址避河的办法。明道二年（１０３３）十二月，‘‘徙大名之朝城县于社婆村，废郓剃之王挢渡、淄媸之临溽镇”２，皆是因长期受河患的侵扰丽不得不迂址避开。皇裙元年（１０４９）二月甲戌，“河北转运司言黄、御二河决，并注乾宁军，请迁其军于瀛州之属县。诏止徙屯兵马于瀛州＂３，《续资治通鉴长编》认为乾宁军所在乃黄溽与御河汇注之地，丽《来史·河渠志》则以为是‘‘河合永济渠注乾宁军’’。但无论何说为实，总之，乾宁军驻地处于两水棚夹之所，地势危险，因此，移兵马于外，实为防患于未然。综上所述，河患之后，仁宗时期的官府的确采取了诸多赈灾措施以解决包括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等灾后问题。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在救灾的过程中虽不乏政腐宫员的身影，链们秉零了朝廷的意志，也的确竭尽所畿地尝试各种手段来弓ｌ导受灾地区的日常生活回归常态。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赈灾的真正主力军在于地方官府乃至民间力量，而非朝廷。救济灾民的粮食，绝大部分是筹募于民间或者截留囱地方；安置灾民的处蕊，是地方的庙宇富舍；充募厢军、以工代赈，乃至力异乡流民提供无偿救助，这些措施所依恃的仍１日是地方的财力。可见，仁宗时期民间财力颇为雄厚。而朝廷在赈灾过程中，最为鲜明的作为当属灾后派遣安抚体量使前往灾区，以及对受灾赠麝的除放赋税。但是，翦者恐靛只麓起到一个充当朝廷耳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０８天圣七年七月戊午。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Ｉ１３鞠道二年十二月。３《续资治逶签长编》卷１６６皇萜元每二月季戌。６７葺酶受色，真的要落寅到实际赈灾方谣，依然是大力挖掘地方潜力。至于薏者，大灾之年，如数征收本就不太可能，即便“倚阁’’推迟，但以河北诸州连年灾患，这些亏欠的陈年旧账实际是根本收不上来的，于是，遂有庆历八年（１０４８）仨宗颁布《除放倚阉税赋语》。因此，麸一定程度上来说，避敖无望镊收到手的赋税，对于朝廷而言，就好似一个顺水人情，更多的是出于维护朝廷仁政之名，但对于灾情本身的缓解力度而言相对较弱。第五章河患应对措旎评价５．１影响仁宗时期所施行的一系列河患应对措施并非是无源之水，主要是承袭了北宋初年三朝对于河患所采取的诸多措施。例如，河患防御主要侧重于地方州县宦府，这一种习惯性徽法始予太褪时代，仨宗一朝沿袭了这一徽法。叉如，真宗威乎三年（１０００）于诸路天灾用兵之地设“体量安抚使’’代表朝廷行使赈灾，到了仁宗时期，每当河患之后，朝廷即遣安抚使等前往灾区赈灾抚恤，遂成为惯例。可见，仁宗时期之所以可以在大灾之际，有条不紊地展开各项措施，一定程度上是汲取了前朝的经验。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自北宋初年陆续出现并施行的应对措施之中，许多．措施是具有一定的即时性。这一点在官职设置方面，表现得戈为明显。＝｜艺寒初期，朝廷之中并没有专司河务的固定机构，大批司职河务的官员实际仅是皇帝临时委派、应时而设的差遣。当然，这种情况与宋代职差分离的官制特点有很大的关联。焉仁寨时期在继承前朝经验的同时，将诲多河患应对措施露定下来，从面使之制度化，甚至成文定敕，予以颁布。这其中就包括了河务专职机构三司河渠司以及都水监的设立。专职机构的设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仁宗时期黄河水患较之先前益加严重，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表臻了仁宗时期对予河恚离题是楣当关注的。除此之‘外，仁宗时期还沿袭了北宋初其他一些与河患有关的措施，例如，相关官员的奖惩升黜、赈灾手段以及某些治河理念等方面。僚更重要的是，仁宗对襄的河患应对措施对于仁宗以后的诸朝河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仁宗时期设立的针对河患的专职机构体系沿用至北宋末年。嘉祜三年（１０５８）设立的都水监在此后的年月里承担了主要的河渠管理等方面的事务。神宗元丰改制之后，搿承部掌承政’’１，鉴于此，都东釜内部撤销了原先的职事设置，在沿用原有机构的同时，“霹使者一人，丞＝人，主簿一入一，搿使者掌中外川泽、河渠、津梁、堤堰疏凿浚治之事，丞参领之一。实际上，都水监使者、丞等１《玉海》卷２２《地理·河渠》。职正是取代了仁宗时代的都水监诸差遣，即原都水监长宫判郝求监事以及参领本监公事的知都水监丞公事。此后，都水监内部职事随着河务繁重而逐渐增设新任。元丰八年（１０８５），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属都水监，都水监的职属范醺扩大。哲宗元毒鑫元年（１０８６）四月，“李常请置外都水使者’’，于是在元祜四年（１０８９）七月，复置外都水使者，“以河北漕臣谢卿才兼领”１，“都水使者总护役事，调兵起王’’２。此后又增设南、＝｜艺外都水丞各一人，都提举宫八入，监埽宫一百三十五入，“皆分职莅枣，帮干机速’’，遇到“非外丞所能治’’者，则由都水监使者前往行视河渠诸事３。元祜五年（１０９０），确定了都水监外丞的任职年限，“南、北外都水丞并以三年为任’’。元蕹七年（１０９２），因回河东流之议，遂谬由河ｊ艺、索西漕臣及开封腐乔提点，各兼任南、北外都水之事，这一惯例直到绍圣元年（１０９４）方罢除。此后直至’徽宗年间，南、北外都水丞（司）屡废屡复，一度出现“以河事委之漕臣’’之例，僵为时不久，旋又废之。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十月，“有司请推广元丰求政”‘，可见徽宗年间的河政基本承袭了元丰制度，因而也更接近了仁宗时期设置的河务制度。僮褥注意的是，仁宗时期逐渐蠢现了选择娴熟河事的官员以司其职的倾向，无论是主持开修六塔河的李仲昌，还是嘉祜元年（１０５６）六塔河溃后巡视当地的沈立，前者是真宗时期治河名臣李垂之子，后者著有《河防通议》一书，元人沙克什编著阕名书籍时，将沈氏书的部分内容收录。二者都可谓是颇知河事。选任熬谙河事之人在仁宗以后的都水监官员任命时得到了充分的贯彻，正所谓“水官朝夕从事河上一５，例如，元裙时期历任都水使者诸如吴安持、王宗望、王令图等，皆是长期扶事治河。徽宗重期元年（１１１８）在任命南、＝｜艺外都水丞时，帮强调“选差曾任水官谙练者＂。其次，仁宗时期因六塔河事而引发的政治倾轧对于北宋中后期的治河事务产生１‘玉海》卷２２《地理·河渠》。２‘宋名暾奏议》卷１２７正岩叟＜上哲宗乞诏大臣早决河议》。３《宋史》卷１６５《职官悫赢》。４《玉海》卷２２《地理·河渠》。５《宋变》卷９３《溺渠恚三》。了一定的受面影响。其实，无论京东故道，还是横陇故道，二者在＝｛｜：宋皆满黄河东流，究竟回河于何处，在今天看来区别并不是太大。但宋人在这个方面牵扯上了过多的政治因素，只凭籍宰执的支持与否，便可决定方案的可否施行，显然缺乏一种对于实际评估的客观性。反过来，～旦治河失利，受惩处的则不仅仅是治河官员，牵连面过于扩大，很容易导致政局不安。仁宗以后的诸朝在这方面亦颇受此影响。尤其是哲宗年间的东流、北流之争，同时又恰逢新ｌ鑫党争，故面此番圈河之议一如仁宗时期的回河纷争一般，荐～次无可避免地牵扯上了党争。仁宗庆历八年（１０４８），黄河自商胡埽决口，河水离开宋人称之的京东故道，北上汇合永济渠（又称御河）两入于海，是为黄河北流。嘉祜五年（１０６０）：黄河自大名魏县第六埽东向决隧流出，时称二羧河，“其广二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日四界酋河＂，此即为宋人所称的黄河东流。神宗时期，王安石秉政，“大抵熙宁初，专欲导东流闭北流＂１。熙宁二年（１０６８）戮嚣，二股河逐渐“东流及六分”，瑟时朝廷有一种意觅认为可以闭断北流，但司马光却认为“须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却当即遭到王安石的反对，搿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２。姑且不论司马光的观点是否准确，只是王安石的反对理由仅仅只为攘除异己之政见，而并不是从河水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虽然此后闭北流而挽河东流十二年，但这样一种决策过程本身即是遭人质疑的。无丰疆年（１０８１），河决小吴埽，＝ｌ艺上丽入御河，袭愚冀诸地，东流遂断。自此河复走北流，此后朝廷于两岸设五十九埽。直到哲宗年幼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当政，起用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等旧党之人，回河东流之议由此再起。此时所谓的回河东流，指豹是鲁澶髑孙树处歼河，使河水引入东流故邀。自元禧元年至Ａ年（１０８６－１０９３），即在高太后执政期间，朝廷关于回河东流的议论纷繁，既有主张挽河东流者，也有反对此方案之人。主张东流者认为“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静３，试图以天堑阻契丹虎视，鳘露时又不敢十分坚持，往往又称群不必１‘宋史》卷９２《河渠患二》．２《宋变》卷９１《’河鬃悫一》。３《柬史》卷９２《河渠恚－－）。７１露守孙树曰之说帮‘，焉反对者则以‘‘麓流数年来为大患’’２，“孙树回河其役菲小＂３工程量过大的问题而犹豫难决。关于东流、北流的争论在元祜年间始终处于僵持状态，诸如刘挚、吕陶、苏轼、王岩叟、文彦博、吕大防、苏辙、曾肇、范祖禹、藏露禄等众多ｊ｜：宋名亟都先羼牵扯进此事。尽管言者以为“执政诸人皆未尝亲见河流地势深浅高下，故不敢决执其可回故道与不可回者，虽有论议，亦但是遥度，非有实据也’’４，然而最终，孙村之役仍然在宰执的支持下开工挽河，弭一次重蹈了仁宗时期六塔潺事韵覆辙。绍圣元年（１０９４），哲宗亲政。三月癸酉，前往巡视的监察御史郭知章回奏：“河复故道，水之趋东，已不可遏＂５，维持了十三年的北流闭断。但相隔仅一天，支持东流的吕大防霹遭罢褶，哲宗一反元裙之政，大力擢耀原先饱受打压的王安石的拥护者，而元裙诸臣则尽遭贬斥。但入力强为的东流仪持续五年，元符二年（１０９９）六月末，“河决内黄口，东流遂断绝，……大河水势十分北流’’６。此基，任河北去，直至薯艺宋灭亡，霉也没有入谈论圈河东流。弭次，除了以上两个方面，仁宗时期的河患应对措施还在许多细节方面影响了北宋中期以后的政治、经济等。例如，仁宗时期，每遇河患或决定治河方案时，往往召集嚣铡、台谏及路转运使等协圈水利橇构协嗣决策。仁宗以后，渐成惯例。元祜时，网河之议便频频召集两府、两制及台谏官等进行商议，甚至连当时已经致仕的文彦博亦在受召之列。不仅是决策之际，治河正费物料的监督与预算、春失口粮麴支拨，皆“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挣７，也就是说是壹到哲宗时代，每遇治河仍ｌ露在依照仁宗时期的成例着手进行。另外，在采斫芟梢以充修河物料这部分措施里，仁宗时期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由予入由采斫的季节寒苦，鸯器之路途迢远，一些应役民夫不堪忍受，于是便有了“一夫出钱三、五千已上＂雇人代替他们入山采斫，从而完成官府派给的定‘《续资治逶鉴长编》卷４０８元祷三年二冀。２《寒史》卷９２《｝霹渠志二》。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４１５元祜三年十月戊戌。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４１６元祜三年十一月。５《宋史》卷９３《河渠志三》。５《宋史》卷９３《河渠恚三》。‘《宋史》卷９３《溪渠恚三》。额１。这不禁令笔者联恕起，神宗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十月正式颁布施行的王安石的免役法。免役法的核心内容在于将原先的官府向民户征调职役的差役改为雇役，即由当役入户按等第出钱，官府募人代服徭役，因此又称“募役法转。元禧时，免役法流产，但反对王蜜石交法的司马光却建议朝廷部分恢复免役法，只是由政府募役改变为应役者自行雇人履行其责。这两件本不相干的事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却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应役者出钱雇人完成徭役，在整个行为的完成过程中，个人拥有的财富处于相当突懑的地位，并且显示了其强大的能量。丽事实上，在仁宗以后的河防工役之中也的确存在着“滨河之民，困于调发，可上户出钱免夫，下户出力充役，皆取其愿，买土修筑一２这样一种出钱代役的现象，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本文无意对王安石变法或免役法本身有任何的探讨，只是认为，出现在仁宗时期河患应对措施中的这样一个现象，显然当时民间逐渐或者已经出现了某些富民如钱雇入应付徭役，只不过这样一种行为只是民闻的～种自发性的行为，而且在氏闻看来已是逐渐习以为常的了。或者扶另一个角度来看，仁宗时期的役夫出钱雇人采斫芟梢的现象，为后来的壬安石的兔役法的施行提供了现实依据。综上所述，仁家时期针对黄河河患所采取的一系剜应对措施，对于北宋一代的影响是不同一般的。仁宗时期的河患应对措施对北宋一代而言，具有承上扇下的作用。５．２评价仁宗时期的河患应对一如北宋时代的整体情况那样，修防甚勤但效果些微。虽然，北宋时代的河政颇为后世诟病，但如果将仁宗时期的河患应对措施作为唯一观察对象，仅就其本身丽言，仍然具有相当多的可观之处。然丽，由于参杂在这些措施之中的人为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它们受到时代的影响与限制，使得初衷良好１《宋会要嚣藕》方域ｌ矮之１４。２《宋穴谣令集》卷１８１《都永使者赵莛奏黄河：凝岸科夫修筑事御笔》。麓措施浮予人事，乃至最终背离初始。首先，仁宗时期之所以得以较为便捷执行了所制定的应对措施，与其严密的官僚体系有着很大的关联。以河患发生之后的消息传递为例。客观地来看，在那个根本无法运震任何科技手段的古老年代，在突如其来的河患发生以后，在焉尽那个时代最高效率的诸多手段之后，依然能够以相对较短的时间完成突发消息从察知、证实、察报以及最终确认这一过程，仁宗时期在这方面无疑做得是相当出色的。当然，这样一种信息迅捷度，除了宋代邮驿制度本身的福对完善以外，ｊ艺来自下雨上、层层叠叠的官僚体系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北宋治河倚重地方的特点以及严惩失职的治水官员的惯例，迫使地方官员不敢怠慢而忠于职守。层叠的官署之间利用公邈往来，逐级转摄灾情，正是很巧妙遣将发达的郏驿麓力移植过来并获得很好的发挥。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百姓向官府陈述灾情，抑或是县属人员关注灾情，这些带有补充性质的措施亦加快了信息传递的步伐。然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庞大的官僚体系霾然为仁宗时期河患应对措施的制定或决策赢得了相当多的时间，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宋代官僚体系本身仍旧无法摆脱固有的负面因素，从而严重影响了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进而对仁宗时期的河务产生相当不利的籍累。尽管，仁宗时期每逢泻患，总是任命大量河务富受翦往灾区，但绝大多数处于第一线的治河官员品级或者职位都较低，从侧面可见，朝廷对于长期为患的黄河治理存有一种无法明言的轻视。以至于熙宁二年六月戊申，当神宗遣霹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河）工役时，竞遭到吕公蔫“ｊ｝新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也”１的强烈反对。可见，这样一种鄙薄为之的心态在北宋一代，可谓是根深蒂固。雯外，尽管朝廷遣往事发地区的河务官员入数众多，燕之本地官员亦有协助修筑的职责，一举一动又须报奏朝廷而听候指挥，往往导致事权分散，“监埽使臣与都水修护官及本州知、通同兼管辖，凡有缮治必候协谋，方听于省，转取路而后行。其寄可行之事，为一人所沮，则遂为之罢；有不可兴之功，为一人所主，则或为之行，上下相制”２。北宋对于各级官僚机构之间相互牵制、相互制衡、以防独‘《宋史》卷９１《河渠恚一》。２《河醣遴议》卷上《溺议一·堤埽剥瘸》。７４大的特点，在治理黄河方面，亦可说是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同一地区弱一河段，南北两岸亦要分设监修官。这些看似井井有条的制度等级却在无形中滞缓了应对措施麴有效颁布与施行。仁宗时期，河务相对混飘，治河多劳丽功少，与其蜜僚体系鲶冗杂繁复有着裰当大约联系。其次，仁宗时期在制定针对河患的应对措施之时，朝廷的态度不可谓不严谨，征询的范塑不可谓不广泛，但是如此盛大面慎重的决策同时又不可谓不草率。仅以治河方案隽铡，仁宗时麓几乎每一次关于治河方案斡朝议，其参加者除了河渠司长官外，其余皆是两制至待制以上宙、台谏官，偶有外召地方路转运使同议，这些人基本均属于属予官僚淤层中的上层群体，她们可以参与朝议蠛囊朝廷建言，但并没有对讨论对象熬藏否之权。丽大部分治本富员及地方官员却阂梵品秩低下，并无决策权，基本只有听令于上的本分而绝无可能参与到其中，更遐论其言论得到朝廷的重视并获撂贯彻。从仁宗时期的实际情况来看，真正握有最终决定权的是执政的宰辅翻以及戆翻背蜃的权力。然丽，“摄政诸入鬻未尝亲爱河流地势深浅高下，故不敢决执其可回故道与不可回者，鼠有论议，亦但是遥度，非有实据也’’‘，宰辅们所能凭依只有对于提议者的平日为入的主观了解，却根本无从对其提出的方案予以恰翔．萸分露客囊评估。又交于宋代宰辅集俸决策的特殊性，以及台谏与宰执乏闻酶固有对立，一旦有多种方案同时以供朝议，将极容易引起纷争。“其有可行之事为一人所阻则为之罢，有不可兴之功为一人所主贝ＩＪ或为之行，上下相制，因循败事”２，使得决策之际既游移不定又仓促草率，麴霜ｊ了灞务本藏已稻当混蘸的局蘑。再次，应当看到的是，仁宗时期对于灾后赈救措施是十分重视的，所采取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所执行的这些应对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或多或少还是起到了一些积极俸焉静，在一定翟度上尽可裁降低溜患给社会带来的巨大静受瑟影嚷，对于恢复社会日常生产和百姓生活提供了一定的有效帮助。仁宗时期的官府尤其关注灾民流寓的安抚情况，很显然能甭安置好流民的处境及生活蛊接关系到皇朝统治的稳定与否。值褥注意的是，灾盛赈救孛，不仅仅有官方嚣赛影，更重要是瑟越财力的雄厚力量日渐凸现。民间的经济力量并不弱予官方，这就使得灾后地方自行采取１《续资治遵鉴长绫》卷４１６元蕹三年中～隽。２《河防逶议》卷主《河谈一·堤埽拳ｌ病》。赈救，或者援救临近的受灾地区，成为可能。这一点在安置异地流民时，显得尤为明显，无论是捐纳粮帛，还是提供蔽所，朝廷或者地方官府仅仅只是从旁作出一些指导性命令，而真正的施与赈救的主体实际却是当地的社会各群体。综上所述，北宋仁宗时期的河患应对措施受限于时代的制约，不可避免地总是会出现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弊端，但瑕不掩瑜，作为一个古老帝国的政府，在大灾之后，仍旧完成了它竭尽所能的一切可能。７６参考书目一、征引文献：１、２、［后晋］刘啕等：［宋］包拯：《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点校本。《孝肃包公奏议》，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３、［宋］董炯：《救荒活民书》，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４、［宋］范仲淹：《范文正奏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５、６、７、［宋］江少虞：［宋］李焘：［宋］欧阳修：《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标点本。《文忠集》，四部丛刊（初编）本，１９８９年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重印。８、９、［宋］司马光等：［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点校本。《传家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１０、［宋］孙逢吉：《职官分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１１、［宋］王应麟：《玉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１２、［宋］王禹偶：《小畜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１３、［宋］张师正：《括异志》，四部丛刊（续编）本，１９８５年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年版重印。“、辑。［宋］曾巩：《隆平集》，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７年《宋史资料萃编》第二１５、［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１６、［元］沙克什：《河防通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１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１８、［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标点本。《宋会要辑稿》，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７６年。１９、２０、２１、［清］徐松辑：［清］陆心源：佚名：《宋史翼》，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影印光绪三十二年刊本《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二ｋ趴文“ＩＩ；民入趴研究著作：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宋河北河东大郡守臣易替考》，四川：巴蜀书社２００１年。《黄河水利史述要》，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黄河变迁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中国水利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龚延明：邹逸麟：李之亮：姚汉源：岑仲勉：邹逸麟：姚汉源：三、外国学者主要论著：１、［法］Ｐｉｅｒｒｅ—ＥｔｉｅｎｎｅＷｉｌｌ著，徐建青译：《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美］杨联陛著，彭刚、程钢译：《中国制度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３、［日］吉冈义信：《宋代黄河史研究》，东京：株式会社御茶水书房１９７８。４、［日］烟地正意：《北宋ｃ：扫Ｉ于６修河物资ｒ梢草Ｊ０９调逵【：’Ｌ、【》《山口大学文学会志》１９８５年第３５号。５、［日］伊藤敏雄：《宋代。黄河治水横耩》，《中国水利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６号。６、［日］户田裕司：《救荒．荒政研究己宋代在地社会一。祝角》，《腥史。理输邑教育》１９９２年第８４号。７、［日］速藤隆俊：《北宋畴代。黄河治水输菇》，＜“瑕境髑题’’加岛兄亡中国史》＜平成９年度高知大学教育改善推选黄研究成果鞭告害）１９９８年。８、［日］本田治：《中国水利阴凳史》，《柬丁矿丁经济史乃褚同题》阿眸社２０００年。９、［日］伊原弘：《河畔。民叫匕宋末。黄河周迈它事例ｃ：》，《中国水利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９号。四、参考论文：１、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１９２５年第２２卷第３期。２、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１９７２年第１期。３、董光涛：《北宋黄河泛滥及治理之研究》（一、二、三、四附表一），《花莲师专学报》１９７４年第６期／１９７６年第８期／１９７７年第９期／１９７８年第１０期。４、５、颜清洋：邹逸麟：高恩泽：《略论北宋的河患、河议与河工》，＜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北宋时期河北“水长城”考略》，《：史原》１９７８年第８期。《文史》１９８２年第１２辑。《河北学刊》１９８３年第４６、期。７、８、９、张宇明：石清秀：刘菊湘：《北宋人的治河方略》，《人民黄河》１９８８年第２期。《中州学刊》１９８９年第５期。《北宋时期的灾患及防治措施》，《北宋黄河及其治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０年第２期。１０、刘菊湘：邹逸麟：《北宋河患与治河》，《宁夏社会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６期。《复旦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６１１、《“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期。１２、１３、周建明等：赵淑玲：《北宋漕运与治河》，《广西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黄河流域灾害问题的历史透视》，２００２年第ｌ期。１４、王红：《北宋三次回河东流失败的社会原因探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２期。１５、吴海涛：《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淮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１７卷第１辑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６、王星光等：《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史学月刊》２００２年第９期。１７、程遂营：《１２世纪前后黄河在开封地区的安流与泛滥》，《河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６期。１８、王尚义等：《唐至北宋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人文背景分析》，《地理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１９、袁冬梅：《对宋代黄河水灾原因的分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９期。２０、李华瑞：《北宋治河管理机制述论》，２００４年河北大学“中韩宋辽金元史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２１、蒋慕东等：《黄河夺泗入淮对苏北的影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２２、２３、石涛：李华瑞：《黄河水患与北宋对外军事》《晋阳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２期《北宋黄河泛溢与治理》，２００６年“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提交论文。２４、李华瑞、郭志安：《北宋黄河河防中的官员奖励机制》，《河北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ｌ期。８０致谢本文撰写历时近一年，期间得到诸位人士多方襄助，在此一并致意。感谢我的导师戴建国先生对于本文从课题的选择到最终的定稿修改，都始终给予我悉心指导和不懈支持；始终关心与询问本文的撰写进程，帮助我拓宽思路，指点迷津，热忱鼓励。可以说，本文的每一部分都渗透了老师的心血，受益匪浅，在此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感谢我的老师钟狲先生，为本文全面了解日本相关研究领域的具体进展情况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帮助。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伟国先生，为姚汉源《中国水利发展史》一书的参阅所提供的帮助，尤其是对本文所提出的一些建议，颇受其益。感谢日本国上智大学大泽正昭先生与今泉牧子小姐，为本文综述部分提供的相关领域研究的日本文献资料复本。感谢日籍华人屠佳钰小姐，对于本文综述部分的日文资料进行了翔实的翻译工作。感谢我的同学袁嘉轩、刘宇、田由甲等，为本文的资料搜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协助。最后，谨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爸爸妈妈。８１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中国史研究《“溺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二属年会”会议综述》，动态》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汉魏律吏世家考》，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３６卷增刊北宋仁宗时期黄河水患应对措施研究——以河北东路为中心

作者：

学位授予单位：

周珍

上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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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时间：2009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