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的关系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

——“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摘要：“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本文认为，“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关键词：“通经致用”，考据训诂，义理，“汉学”、“宋学”，桐城派

清末学者皮锡瑞(1850-1908)曾对清代经学流变作过这样概括：“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学。”自此之后，人们便以“汉宋学之争”和“今古文学之争”为框架考察清代学术。

乾、嘉时期，正当“汉学”臻于极盛之时，姚鼐(1731-1815)、方东树(1772-1851)等先后著文、著书抨击“汉学”，于是，桐城派便被视为“汉学”的主要对立面。“汉宋学之争”也就几乎成为桐城派与“汉学”之争。

“汉宋学之争”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姚鼐等人为什么要抨击“汉学”？本文试图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角度提出我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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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用“汉宋学之争”看待清代前期的学术态势，实际上不始于皮锡瑞。如实际主持《四库全书》编纂的纪昀(1724-1805)，在综述自西汉而下的学术流变时就曾经说过：“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卽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已，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疎，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在纪昀看来，西汉以后的经学发展史，也就是“汉学”与“宋学”“互为胜负”的历史。清代前期自不能外。

且不论西汉以后的经学史是否可以概括为“汉学”与“宋学”“互为胜负”的历史，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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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清初来说，将学术发展纳入“汉学”与“宋学”“互为胜负”的框架，恐怕也没有多少学者真正敢于苟同。即使以“汉宋学之争”的眼光来考察清初学术的皮锡瑞，也不能不指出这个时期的学术界是“不分门户，各取所长”，而不可用“汉宋学之争”来框定。不过，纪昀说“国初诸家”学风的改变是徵于晚明“空疏臆断”，则不无道理。所以，在拙文《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中，我们赞成将清代初年的学术主潮看作是针对晚明空疏学风而起的“实学”思潮的观点。

在这场“实学”思潮中，各个学派、各种学术主张虽然在反对空疏学风的旗号下结成了学术联盟，但在如何克服空疏学风上却又分道扬镳。其中有两种主张对以后的学术走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是顾炎武(1613-1682)提出的“经学即理学”，一是孙奇逢（？1584-？1675)、李颙(1627-1705)等提出的“以实补虚”。

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主张见于他的《与施愚山书》。他在此信中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由此可以看出，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出发点是为纠当时学术空疏之弊，而纠弊的途径则是通过“通经”而“知本”，即通过研读儒家原典而回归原始儒学，把握儒学精神。为此，他又提出以声音文字之学作为“通经”门径。以后的“汉学”也就发轫于此。

孙奇逢曾说过：“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际，晦翁（朱熹，1130-1200）之功也。然晦翁殁，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阳明（即王守仁，

1472-1529)之功也。然阳明殁，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他与李颙等提出的“以实补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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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就是要以朱学之“实”补王学之“虚”，实际上是要调和理学内部的程朱与陆王两派。孙奇逢、李颙与黄宗羲是清初齐名的学者，时人号为“三大儒”，很受学者尊崇，孙奇逢更被视为学界泰斗，而且他们又都是王阳明学派的学者，在王学盛行的明末清初，由孙奇逢、李颙提倡用朱熹理学来弥补王学的空虚，号召力自然很大，也容易得到程朱派理学家的支持，这就使程朱理学得以张扬，连孙奇逢的学生汤斌(1627-1687)也走向程朱理学，成为清初的理学名臣。

不论是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主张，还是孙奇逢、李颙提出“以实补虚”主张，其目的都是企图通过学风的调整，恢复儒学的社会功能。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以“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替“明心见性之空言”。在他们看来，儒学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修己”与“治人”。“修己”是加强个人德性修养，奠定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础；“治人”是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建立起社会的政治秩序。这就是儒家所谓的“通经致用”。

正因为学术目标的基本一致，所以清初学术界门户之见不深，有的学者虽然也抨击程朱理学，但往往是因批判王学的空虚而波及程朱理学，而且这些学者（如毛奇龄、颜元等）与“汉学”并无什么瓜葛，所以更不存在“汉宋学之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康、雍以后，故方苞(1668-1749)能够接受黄宗羲高足万斯同(1638-1702)的建议，愿意放弃古文而“求经术”；号为皖派“汉学”领袖的戴震(1723-1777)，曾经师从江永（1681-1762），而江永不仅以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为基础著《礼经纲目》，为朱熹《近思录》作注，并认为：“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盖自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则此书直亚于《论》、《孟》、《学》、《庸》，岂寻常之编录哉！”对朱学甚为推崇；被认为是吴派“汉学”始创者的惠栋(1697-1758)，自其祖父起三代皆宗“汉学”，但其父惠士奇(1671-1741)则为惠氏红豆山房手书楹联：“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当时的学术风气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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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乾、嘉时期，以“汉学”为旗号的一些学者对宋学的态度则发生了变化。早年的戴震还认为程朱理学为“理明义精之学”，而在他后期，批判程朱的言论便十分激烈。他不仅认为宋学空疏、出入佛老，甚至指责程朱理学是“以理杀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无可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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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曾经自述他的学术思想：“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馀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这是他与“宋学”分道而走向“汉学”的自白。从戴震这段自白可以看到，“汉学”家们所宣布的治学目标看似与顾炎武相去不远，其实他们治学的目的，充其量也只是“通经”，已经开始放弃清初“实学”思潮的“致用”方面。这意味着清代初年的学术风气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学者在“汉学”的旗号下开始走向为学术而学术的道路。学术的这种转型，则是引起汉、宋学对立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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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初没有以“汉学”或“宋学”自命的学者。直到乾嘉时期，才出现一些学者以“汉学”相标榜，于是，坚持程朱理学的学者便成为“宋学”家。

“汉学”一词并不是清代才出现的，早在宋代就已经产生。它在当时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少数民族政权（如西夏等）所举办的进行汉文化教育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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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指汉代学术，即

汉代学者的经典诠释。最早在汉代学者经典诠释的意义上使用“汉学”的，是南宋学者刘克庄（1187-1269)。他说：“易学有二，数也，理也。汉儒如京房、费直诸人，皆含章句而谈阴阳灾异，往往揆之前圣而不合，推之当世而少验。至王辅嗣出，始研寻经旨，一扫汉学，然其弊流而为玄虚矣。”注犹近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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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学者戴表元(1244-1310)也说：“儒者欲求汉学，惟齐、鲁诸生训

清代学者最初使用“汉学”一词也是指汉代（主要是东汉）学者的经典诠

释。如恵栋在《易汉学序》中说：“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二经犹存毛、郑两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较同于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

推崇“汉学”如果仅仅是推崇汉代学者以训诂考据为途径的解经方法，则未必会引起汉、宋学的对立。宋代学者特别是朱熹，并没有全面否定汉儒解经所用的训诂考据方法。他在谈到他的《论语训蒙口义》编纂原则时曾说过：“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在谈到编纂《论语要义》时也说：“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义，则于此庶几矣。”以用力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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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更明确地指

出过：“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

这都表明朱熹对汉代学者考据训诂的重视。

但是，清代汉学家打出“汉学”旗号，不仅是尊崇汉代学者的经典诠释方法，他们还进一步把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如纪昀在为朱鹤龄(1606-1683)的《尚书埤传》所作的“提要”中说：“要其诠释义理，而不废考订训诂，斟酌于汉学、宋学之间，较书肆讲义，则固远胜焉。” 这就显然是把致力“考订训诂”还是重视“诠释义理”看作“汉学”与“宋学”的分野。按此理解，则清代汉学家所谓的“汉学”，也就是训诂考据之学。

当把“汉学”作为训诂考据之学而与“宋学”“诠释义理”相对立时，它与“宋学”的矛盾也就突出了。因为这将涉及到儒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宋代理学家是以儒学道统继承者的姿态构建理学的，在他们看来，他们所阐发的义理就是儒学的精髓。训诂考据虽然有助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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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经典的理解，但训诂考据本身毕竟只是治学的途径和方法。即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汉学”家将训诂考据作为“汉学”的根本特征而与“宋学”重视义理相对立，就有将训诂考据作为目的之嫌，理学家也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儒学究竟是学说、理论还仅仅是治学方法（即它“道”还是“艺”）？与此相关的问题则是：儒家治学究竟是为学术而学术还是为经世致用？汉学家们虽然没有公开否认儒学的核心是“道”，儒学的目的是经世致用，但从他们的治学实践来看，确实表现出脱离现实和将儒学变成文献学的趋向。这实际上是对儒学社会功能的放弃，是从儒学内部对儒学地位的动摇，自然会受到理学家的反对。

将“汉学”和“宋学”的对立看作是“考订训诂”与“诠释义理”的对立，还容易使人们联想到宋代理学家之间所发生的“尊德性”和“道问学”的争论。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著名的学术聚会——“鹅湖之会”上，朱熹与陆九渊(1139-1193)曾就“为学之方”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尊德性”还是“道问学”。朱熹是“道问学”的主张者，经过“鹅湖之会”，朱熹虽然对自己的学术主张作了反思，对“道问学”进行了修正，但他并未放弃以“道问学”为主的学术路径。然而，当年主张“道问学”的朱熹，现在却被看成“尊德性”的代表！这在“汉学”家，是有深意存焉的。戴震曾说过：“然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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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这里虽然是针对陆（九渊）、王（阳明）而发的，但一旦把朱

熹治学归入“尊德性”一路，那么，朱熹岂不也成为“舍夫‘道问学’”而“命之‘尊德性’”了吗？如此歪曲朱熹，自然也会受到理学家的质疑。

首先起而反对“汉学”的，并不是姚鼐，而是袁枚(1716-1797)。袁枚不是经学家，更不是理学家，他曾自称“仆于汉唐诸儒无所辨，而于宋儒有微词”于圣道，其果至矣乎？曰：难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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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然则宋儒之

但他认为，“汉学”并不比“宋学”更有益于世道人

心，如果说“宋学”之弊在凿空，那么，“汉学”凿空则比“宋学”尤甚，他说：“明季以来，宋学大盛，于是近今之士，竟尊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豪健者尤争先焉。不知宋儒凿空，汉儒尤凿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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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答惠定宇书》中，他又说：“闻足下与吴门诸士，

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故心性之学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故笺注之学多附会。虽舍器不足以明道，《易》不画，《诗》不歌，无悟入处。而毕竟乐师辨乎声诗，则北面而弦矣；商祝辨乎丧礼，则后主人而立矣。艺成者贵乎？德成者归乎？而况其授引妖谶，臆造典故，张其私说，显悖圣人，笺注中尤难偻指。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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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所谓“乐师辨乎声诗，则北面而弦矣；商祝辨乎

丧礼，则后主人而立矣”，正是针对“汉学”把儒学蜕变为训诂考据之学而发的。袁枚不同意否定“宋学”，不仅因为宋儒对汉儒荒谬的谶纬之学有“廓清之功”，更重要的是，义理与考据是主从关系，否定宋儒的义理之学，而把儒学蜕变为训诂考据之学，是对儒学本质的篡改，也是对儒学地位的动摇。

姚鼐反对“汉学”与袁枚的出发点大体相似。他秉承朱熹的态度，并不反对考据训诂，如阎若璩(1636-1704)考证《古文尚书》，作《尚书古文疏证》，对清代训诂考据之风的形成有巨大影响。江藩(1761-1830)著《汉学师承记》，即以阎若璩开篇。而姚鼐对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则给予充分的肯定：“昔阎百诗之斥伪《古文》，专在考证，其言良切。”甚至还说：“第恨生晚，不见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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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还对弟子梅曾亮说过：“吾固不敢背宋儒，亦未尝薄汉儒。

吾之经说，如是而已。”

但是，当“汉学”家以训诂考据为儒学正途而与“宋学”的诠释义理相对立时，姚鼐便起而反对。他在《胡玉斋双湖两先生易解序》一文中说：“近世学者厌宋儒之学为近易，乃蒐求残阙，自名汉学。譬如舍五谷之味，而刮木掘土以为食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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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汪梦慈书》中又

说：“是故学不可不择所用心，择而得其打者要者，而终弗自多焉，斯善学矣。今世天下相率为汉学者，搜求琐屑，征引猥杂，无寻求义理之味，多矜高自满之气，愚鄙窃不以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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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汉学”的批评，也是着眼于“汉学”否定义理的研求，而刻意蒐求残缺。姚鼐认为，这种琐屑的考证不是儒学的目的，在《赠钱献之序》一文中，他在回顾了儒学历史之后说：“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当“汉学”家讥讽宋儒不重视训诂考据时，姚鼐更反诘“汉学”家：“若近世之士，乃以所得之训诂文字讪笑宋儒。夫程朱之称为儒者，岂以训诂文字哉？”姚鼐的弟子方东树也指出，“汉学”的问题在于“弃本贵末”，抹杀了儒学的“修齐治平之教”：“历观诸家之书，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讋流俗，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方东树又说：“戴氏宗旨，力禁言理，而所以反求之六经者，仅在于形声训诂、名物制度之末。譬如良农舂谷，尽取精凿以去，贫子不知，方持穅核以傲之，何以异于是？”这都是与袁枚批评“汉学”将儒学蜕变为训诂考据之学，使儒学失去其经世致用功能，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总之，汉、宋学之争的主要焦点，不在于是坚持汉儒的经解，还是坚持宋儒的经解，而是把儒学视为“修齐治平之教”，还是蜕变为训诂考据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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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讨论桐城派与“汉学”的关系，自不可不述及戴震与姚鼐关于义理、考据、文章之争。这或许是戴、姚“交恶”的导火线。

1755年（乙亥），姚鼐曾写致书戴震，欲拜戴震为帅，并尊称戴为“夫子”。戴震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说：“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昨辱简，自谦太过，称‘夫子’，非所敢当之，谨奉缴。”章太炎认为，姚鼐即因此而“数持论诋朴学残碎”。时姚鼐为朱筠所荐入四库馆，与戴震同为馆臣，戴震谢却为师，而提出“交相师”，自属正常，且从戴震婉拒段玉裁师从之请看，戴震也向不好为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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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当不致因此而与戴震交恶。

如若参看同年戴震所写的《与方希原书》，或可了解姚、戴的分歧所在。在《与方希原书》中，戴震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所谓“制数”，即是考据、考证、考核。而戴震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他正以“考核”自许：“仆于《考工记图》，重违知己之意，遂欲删取成书，亦以其义浅，特考核一端，差可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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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的戴震，显

然有傲视以文章著的姚鼐之意。结合姚鼐在四库馆所写的提要常被否定，以至姚鼐不久便郁郁离开四库馆，则可知戴、姚的“交恶”，实是出于学术上的分歧。

以后，姚鼐也多次谈到义理、考据、文章的关系问题。如他在《述庵文钞序》中说：“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法都不确切。

义理、考据、文章的三分，源于程颐。他曾说过：“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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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论及姚鼐关于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说时，或

以为是姚鼐的新创，或以为是姚鼐以开放的心态吸收了“汉学”家的观点。其实，这两种看

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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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

所说的“儒者之学”，也就是“义理之学”。姚鼐汲取了程颐的学问三分法，只是强调了“苟

戴震所说的“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许也受到程颐的启迪。他没有直接否定义理之学，但从“汉学”家的立场出发，可能认为“制数”即考据之学更重要。因为他说过：“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在“汉学”家看来，离开训诂考据，就无法揭示儒学经典中所蕴涵的义理。

无论是将文章视为“等而末者”，还是对训诂考据的强调，都与桐城派的学术主张相悖。为澄清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姚鼐针对戴震的观点提出善于将三者“相济”的要求，是很自然的。在《复秦小岘书》中，姚鼐又一次指出：“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的基本观点之一。

戴震也在论难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据段玉裁说，戴震关于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的最初提法是：“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几年后，他修正了这一说法：“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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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三者都不能废。在与“汉学”的辩难中，

姚鼐为桐城派的文论增添了新的观点。此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统一便成为桐城文论

戴震对三者关系的修正，或许在他晚年。因为据说他临终时才肯定义理之学的重要，说过：

当然，戴震所说之“义理”，是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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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家所说之“义理”，则不得而知。因为他也说过：“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

不论戴震赋予他

所说的“义理”以什么涵义，总算在理论上理顺了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的关系。而他的“理义存乎典章制度”的论断，也并非没有意义。这一论断，与方苞的“理寓于礼”以及程廷祚、凌廷堪等“以礼代理”思想一样，影响清代义理之学的形成和发展，也影响到清代礼学的复兴。而代表清代儒学特点和成就的，正是清代的义理学及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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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简略分析，我们认为，清代乾嘉时期“汉宋学之争”根源于清代的学术流变，是清初以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向乾嘉时期训诂考据之学转换而引起的关于儒学本质和目的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与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家的争论最引人注目，所以，本文即以其为重点。至于在江藩为代表的“汉学”家和以方东树为代表的桐城派之间所发生的更激烈争论，笔者另有《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与清代汉宋学之争》一文，这里就不赘。

注：

[1]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63：341.

[2]纪昀：经部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1.北京：中华书局，1965：1.

[3]张成权：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合肥：合肥学院学报，2006（4）：13-20.

[4]顾炎武：与施愚山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3：58. [5]嵇璜，等.清朝文献通考（影印商务印书馆十通本）:卷225·经籍考15.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6878.

[6]方苞.万季野墓表.方望溪全集·文集:卷12.北京：中国书店，199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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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永.近思录集注序，近思录：卷首.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13-14. [8]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序.国朝宋渊源记：卷上.上海：世界书局，1936：2. [9]戴震.经考：卷5.戴震全书：第二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311.

[10]戴震.与某书，戴东原先生文.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496. [11]戴震.[与段玉裁]第九札，与段茂堂等十一札.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541.

[12]脱脱.宋史:卷485·列传·外国一·夏国上.

[13]刘克庄.季父易藳.后村大全集:卷95，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类三·后村集：巻24.按，治清代学术史的学者多认为“汉学”一词最早见于明末清初，到惠栋《易汉学》问世才流行起来（如罗检秋《晚清汉学传统之演变》说：“‘汉学’之名始见于明末清初，自惠栋而大张其帜。”《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其实不确。据笔者所见，最早使用“汉学”一词的是刘克庄。克庄之前是否还有人用过“汉学”一词，则浅陋如笔者者未之见。

[14]戴表元.急就篇注释补遗自序.剡源先生文集:卷7，四库全书·集部五·别集类四. [15]恵栋.易汉学序, 易汉学：卷首.四库全书·经部一·易类.

[16]朱熹.论语训蒙口义序,朱文公文集：卷75.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614.

[17]朱熹.论语要义目录序，朱文公文集：卷75.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614.

[18]朱熹.《语孟集义序》，朱文公文集：卷75.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631.

[19]纪昀.尚书埤传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65：103.

[20]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东原文集：卷9.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372.

[21]袁枚.再答似村书，小仓山房文集：卷19.袁枚全集：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332.

[22]袁枚.宋儒论，小仓山房文集：卷21.袁枚全集：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368.

[23]袁枚.随园诗话：卷二.袁枚全集：第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48. [24]袁枚.答惠定宇书，小仓山房文集：卷18.袁枚全集：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306.

[25]姚鼐.尚书辨伪序,惜抱轩全集·文后集：卷1.北京：中国书店，1991：193. [26][30]梅曾亮.九经说书后，柏梘山房诗文集·文集：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9.

[27]姚鼐.胡玉斋双湖两先生易解序，惜抱轩全集·文后集：卷1.北京：中国书店，1991：192.

[28]姚鼐.复汪梦慈书，惜抱轩全集·文后集：卷3.北京：中国书店，1991：227. [29]姚鼐.赠钱献之序，惜抱轩全集·文集：卷7.北京：中国书店，1991：84.

[31]方东树. 汉学商兑序例，汉学师承记（外二种）·汉学商兑：卷首.北京：三联书店，1998：235.

[32]方东树.汉学商兑.汉学师承记（外二种）·汉学商兑：卷中之上.北京：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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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74.

[33][37]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东原文集：卷9.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373.

[34]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徐复：訄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51.章太炎文曰：“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櫆，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

[35]段玉裁.东原年谱.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677.

[36]戴震：与方希原书. 东原文集：卷9，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375.

[38]姚鼐.述庵文钞序.惜抱轩全集·文集：卷4.北京：中国书店，1991：46.

[39]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8.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187. [40]姚鼐.复秦小岘书.惜抱轩全集·文集：卷4.北京：中国书店，1991：80. [41]段玉裁.东原年谱.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708. [42]焦循.申戴.戴震全书：第七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293.

[43]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氏杂录.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505.按，焦循《申戴》曰：“其所谓义理之学可以养心者，即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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