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第２９卷Ｖｏ１．２９ 第６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Ｎｏ．６ Ｄｅｃ． ２０１３ 口西南民族文化研究 从出土墓志看唐代西南地区汉夷冲突及其消解 马 强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１就唐代西南地区民族历史地理而言，中原正史文献的相关记载大多十分零散寥落， 或者失载而形成空白．近年来大量新出土墓志等碑石资料则提供了不少有关西南民族地理及其社 会政治的新文献。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是唐代西南史地研究的薄弱链环，两《唐书》、《资治通 鉴》等传世史籍只是记述初唐勋臣、宗室因罪流贬黔、巴时捎带涉及，而出土唐人墓志却多处提 及西南地区的汉夷冲突及其中央派遣官员的治理绩效。从墓志资料看，唐朝对西南地区与东南地 区民众骚乱的处理方式有明显不同，对西南地区一般以怀柔安抚为主，而对东南地区的民众暴动 与兵变则常常施以重典治乱，以镇压打击为主 ｆ关键词］唐代；西南地区；汉夷冲突 ［中图分类号］ｋ８７７．４５ ［文献标识￣－ｑ］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３６５２（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０６—０５ 西南地区在古代中国历史版图中以地形复杂、 夷獠众多、镇抚两难而著称，传统史学向来以 “蛮夷之地”、“夷獠渊薮”称之。中央政权为维护 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唐代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及其治 理问题。这里拾摭其要．略作探讨。 一、新出土唐人墓志所反映的西南边疆形势 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定，多采取羁縻政策安抚之， 即册封夷族本土酋帅为地区行政长官守备一方． 保持较为松散无常的“朝贡”隶属关系，特别是 在唐宋时期，中原正史文献于“西南夷”记载零 散，山高水远的“西南夷”地区政治社会诸多状 有唐一代，唐王朝始终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民族 关系。西北地区的吐谷浑、突厥，东北地区的高 丽、契丹、渤海、回纥，西南地区的吐蕃、南诏， 形成了对唐朝半月形的包围圈，这使得李唐王朝自 立国伊始即面临着沉重的边境国防压力。与初唐高 祖、唐太宗时期相比，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民族 关系更是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特别是同西南与东 况因史籍空白而难得其详。好在历史时期幸存下 来的墓志石刻文献近年来不断出土发现，为古代 西南历史社会特别是民族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 不少新资料。学界利用碑石资料进行西南民族史 地研究有良好的传统，前辈学者向达、方国瑜．当 北边疆民族的冲突不断。史籍文献对唐高宗、武则 天时期征讨高丽及其与吐蕃和战记载较多，而对西 南边疆的民族和政局记载十分薄弱，留下不少空 白。幸运的是近年来出土的唐人墓志不少涉及到当 时的民族战争。其中就有几方涉及西南边防形势的 墓志。虽然数量不多，却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西南 边疆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契机。 代学者霍巍、郭声波等都曾十分重视对碑石墓志的 利用，并且对一些石刻个案进行过深入研究①。笔 者近来结合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大 量新出土唐代墓志进行释读．发现其中不少墓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１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出土唐人墓志历史地理资料整理及研究”（１２ＢＺＳ０３３）。 ｆ作者简介１马强，男，陕西汉中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及其出土文献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①如方国瑜先生在研究云贵高原历史地理时就曾对东晋南朝时期滇池以东地区爨氏墓志作过深入考证，见方氏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 华书局１９８４年出版）、《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出版）；霍巍、李永宪、郭声波等则对１９９０年代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新 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之中印交遥史地价值作了深度考察，见霍巍、李永宪：《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考 古》１９９４年第７期；《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日）《东方学报》第６６册，１９９４年。郭声波：《（大唐天竺使出铭）之文献学研 识》，《中国藏学））２００４年第３期；（《中国藏学））２００１年第１期；《中国藏学））２００４年第３期）。郭声波等学者还从理论上探讨了墓志石刻文献 对西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见郭声波、姚帅：《石刻资料与西南民族史地研究一（唐南宁州都督爨守忠墓志）解读》，《中南民族 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第２９卷第６期 马 强：从出土墓志看唐代西南地区汉夷冲突及其消解口 ７ 高宗初年，西南边疆云贵高原及武陵山区一带 民族地区时有骚乱，边疆局势动荡不安，唐人墓志 间至武则天圣历二年（６９８年），西南边疆汉夷冲 突不断，局势一直动荡不安。关于这一时期的西南 边疆局势，史籍文献记载甚少，仅有《资治通鉴》 所载武则天延载元年（６９４年）十月．“岭南獠反， 对此有所记录。《张仁墓志》言：“１３者南中逆节， 徼外亏恩，聚余孽于样舸．照明燧于包满。以君文 武兼备，奉律龚行。师不逾时，殄此凶丑”。张氏 因功迁授上护军，“特加优锡”，朝廷调遣张仁前往 镇压，其过程十分简略：“师不逾时，殄兹凶丑”。 虽然墓志没有明确记述这次动乱的具体时间，但张 以容州都督张玄遇为桂、永等州经略大使以讨之” ｌ５ 寥寥数语。小规模的地方动乱，或因无关大局被 史官忽略，或因地方官员隐瞒不报．史籍往往失 载，而在墓志中得以记录。新近人藏陕西长安博物 馆的《韦及墓志》披露了唐宪宗元和年间溆州（今 仁能以辰州辰溪县令参与镇压叛乱。可知动乱的中 心应该在黔中道辰州（今湖南怀化市沅陵）一带。 墓主因此而得到嘉奖，“是用授公上护军，特加优 湖南溆浦）一带的动乱及其乱后地方官员善后的信 息。“属元和八年（８１３年），溆州人拥遏皇命，攻 锡”【ｌｌ。而墓主于仪凤二年（６７７年）八月卒于辰 州任上，则动乱应该发生在此前不久，很可能在仪 凤元年（６７６年）左右。类似于这样的地方叛乱还 劫齐人。邵阳郡界分黔南，西与溆川通。选在帝 心，故拜是郡，将俟其捍患御灾也。时论屈之。邵 州处湖湘之间，其民多莫徭，其土旷。其风堕。不 勤稼穑之功，乡无田具。不知文学之要，境乏儒 书。公于是训农务教，日省月试，取耒耜于秦野， 有《杨知绩墓志铭》所反映的龙朔二年（６６２年） 岭南滕州（今广西藤县）地区社会动乱、民族叛乱 事。虽然记载比较隐晦，仍然不难发现其中隐情。 “瓯越闽骆，蚁聚蜂屯，……凯旋岭南，倏同诸葛。 传经籍于国庠” ；晚唐僖宗乾符年间，黄巢农民 战争爆发，中原板荡，战乱频仍，西南武陵山地区 也动荡不安，“五溪蛮”民族暴动不断发生。《韦询 身死王事，抑类伏波。……以龙朔二年五月病逝于 滕州道行军所” 。《赵师文墓志》载墓主出身名 门，为一代武将，“遇萋斐于戎卒，迁徙藩镇于蛮 陬。属夷落不宾，寅躲阙贡。公随时讨击，以效鹰 鹳。尽力于边徼，殉节于中野” 。墓志载赵师文 卒于垂拱二年（６８６年）十二月八日，且系“殉节 而死”，可见死于战场（战死或兵败被俘不屈而 死）。虽未交代具体地点，但从“蛮陬”、“夷落”、 “边徼”等判断，交战地点应该在唐朝之西南边疆 墓志》记述了乾符五年（８７８年）韦询任郎州（今 湖南常德市）刺史时“五溪蛮”骚乱的信息。“未 经最课，属五溪蛮獠扰乱，相国（徐商）虑其奔 冲，遂蒙除替，因将家寓于汉南”…。虽然只是寥 寥数笔简略提及，但既然郎州刺史都要远走他乡避 乱，可见这次“五溪蛮”地区“作乱”规模不小。 广西民族地区在晚唐时期的动乱也是此起彼伏。 《樊公叙墓志》载樊公叙大中十四年（８６０年）甫 拜邕南监军，即遇到“洞蛮”叛乱，“遇溪洞凭陵， 雕题纷扰。方征师旅，剪拂凶陬”［８１。虽记载较为 隐晦，但反映的是邕南地区的民族冲突却毫无疑问。 唐朝西南最大敌对国是吐蕃和云南（南诏）， 地区某地。《李璋墓志》载璋父李道谦为镇守秦陇 边关武将，大约垂拱末年，地处长江三峡的忠州、 万州一带夷獠反叛，被调遣前去镇压，结果兵败被 撤职戍边。“时西南夷扰乱，改授夔州都督。讨击 忠、万州夷獠不克，恩敕责除官爵。许随清边军效 但史籍文献有关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唐与南诏的交 聘和战状况记载甚为稀少，仅知武则天时，南诏的 首领逻盛曾经来唐“朝贡”。实际上从唐人墓志看，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西南边疆很不平静，与云南诸 蛮交界地区冲突不断，对此，唐人墓志透露了不少 重要信息。唐在西南边疆地区设置政区中最重要的 是嵩州和姚州，“西抗吐蕃，南抚蛮夷”，用以控制 蛮族居多的南中地区。近年新发现的唐《姚懿墓 志》就直接反映出高宗龙朔年间离州的动荡局势。 力”①。这次反叛致使镇压的官军损兵折将，可见 此次忠、万一带反叛的规模应该不小。武则天圣历 元年（６９８年），戎州（今四川宜宾）再次发生 “獠乱”，时任戎州都督府长史的阳玄基参与平息叛 乱，其墓志有如是记述：“于时獠地龙等反（疑有 脱字）。君鹤膝鹰爪，顾盼而扫南羌；凤角龙牙， 指麾而静西焚，以功授庄州都督”【 。虽然对平 叛过程与结果仅仅以文学渲染暗示，但仍然反映出 平叛获胜的信息。这说明从高宗龙朔（６６１年）年 唐高宗龙朔二年（６６２年），唐朝地处临近吐蕃的 ①《大周故朝散大夫郑州录事参军柱国赵郡李府君（璋）墓志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七辑，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第 ３２３页。墓志虽然没有交代这次忠、万一带夷獠反叛的具体时间，但从墓主之子李璋服丧期满恰逢“皇周革命”判断，这次夷乱发生 的时间当在垂拱三年（６８８）左右。 ８ 西南边疆重镇赢州（今四川西昌），邛部蛮族酋长 作乱，局势动荡。据《姚懿墓志》载，“龙朔二年 （６６２年），邛焚酋渠，乱离边服。朝咨威重，寄静 西南”。朝廷任命姚懿（开元名臣姚崇之父）为离 州都督，镇抚边民，安定边疆。姚懿年高德劭，文 武兼备，毅然接受符节，千里迢迢走马上任。姚氏 下马伊始就投入到紧张的平叛工作之中，公正地 处理汉族同少数民族问的关系，“结之以诚不以 言，震之以威不以暴” 。由于处理得当，兵不血 刃，骚乱被很快地平息。这一事件两《唐书》、《资 治通鉴》失载，《姚懿墓志》的发现则为龙朔“离 州之乱”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原始记录。 唐高祖武德四年（６２２年）唐朝置姚州（今云 南姚安、大姚、永仁一带），高宗麟德元年（６６４ 年）将姚州升格为都督府，其目的是为加强对云南 东北洱海地区的控制。但姚州自设立以来就扰攘不 断，常发生汉夷冲突。武则天神功二年（６９７年）， 蜀州刺史张柬之为此上《请罢姚州屯戍疏》，请求 罢撤云南姚州都督府，历叙姚州地区设治的历史沿 革和利弊，认为诸葛亮征南中时不设官、不留兵、 不征收赋税的羁縻政策最为上策，吁请朝廷“省罢 姚州，使隶｛砉；府。岁时朝觐，同之蕃国。泸南诸 镇，亦皆悉废，于泸北置关，百姓自非奉使人蕃， 不许交通往来”。建议撤销姚州后，“增嵩府兵，选 择清良宰牧以统理之” 】。即把唐兵从云南境内 撤出，加强川西南离州（今四川西昌）的防务，开 唐代对云南实行绥靖政策之先声。但唐代姚州撤 罢，史无明文，出土墓志中的有关记载可以提供一 些新线索。 唐高宗、武则天以后，随着西部边疆民族关系 局势的变化，主要是青藏高原吐蕃的日渐强盛和云 贵高原南诏民族政权的形成。唐对西部地区的基本 国策是“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围绕姚州的 废立，唐上层集团曾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姚州也 是几度废置，成为唐代西南边疆治理成败的晴雨 表。值得注意的是新出土唐代墓志中有几方墓志间 接地涉及到武则天时期对姚州的派遣驻防情况。 《皇甫文备墓志》言墓主皇甫文备于万岁通天二年 （６９６年），迁守邛州刺史，旋迁姚州府都督，“使 持节姚、宗、匡、靡卅六州诸军事”『１２］。据该墓 志，皇甫文备长安四年（７０４年）二月病卒于姚州 都督府任上，说明至迟在长安四年（７０４年）姚州 尚在唐朝控制之中。这一时期唐朝之西南边疆局势 口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一直动荡不安，汉、夷间的摩擦、冲突时有发生。 《王义墓志》的志主就参加过邛、滇一带的战事， 其中有一段记述值得注意。“及邛山构渗，泸水挺 妖，东马劳师，绳桥利武，君从征以义，终廓滇 池。既尔返旆沉犀之乡，舣舟啼猿之峡，而炎风结 腠，茵露侵肌” 】。这一叙述当非空穴来风，分明 提示当时唐与邛、滇一带夷族发生过军事冲突。墓 主即因参加云南战争而身染疾病．经川峡返乡途中 卒于荆南。按墓主卒于上元元年（７６０年）七月， 则战争当发生在此前不久。“沉犀之乡”当指蜀地 西南边郡犍为（今四川乐山市），北周武帝保定三 年（５６３年）曾在犍为原南安县境设沉犀郡。“啼 猿之峡”当指《水经注》及其李白笔下的长江三 峡，可知主人经犍为，过三峡返回。揆诸《资治通 鉴》、两《唐书》等史籍，靠近高宗上元（６７４— ６７６年）及其近前的总章（６６８—６６９年）、咸亨年 间（６７０—６７４年）唐与云南战事失载，或许只是 小规模的边境冲突事件，《王义墓志》的记述可补 史籍的遗漏。 二、墓志所见唐人对西南民族冲突的治理思 想——兼与东南地区的比较 唐代西南地区距离北方京、洛国家政治中心遥 远，儒学礼教文化淡薄，而经济上赋税苛重，加之 地理环境复杂，民性剽悍好斗，西南地区则夷族众 多，汉夷冲突不断，所以骚乱暴动经常发生，小则 杀官驱帅，劫掠烧杀，大则攻城略地，跨州连郡， 震动朝廷，地方治理向来不易，事关重大。唐人墓 志志主大多为基层州县级官员，不少有过仕宦西南 的经历和体验，在他们的墓志中或多或少地保存着 一些对南方社会的治理经验和理念，值得总结。从 有关墓志记录来看，唐人在西南汉夷交界地区，大 多采取安抚宽缓政策，以图汉夷之间和睦相处，相 安无事。蓬州宕渠县令王思齐还把这一治理策略总 结上升到理论认识高度：“所居则理，知无不为。 处剧若闲，明道若昧。乃尝言日：名则须迁，欲不 可纵。人皆苟取，道冲而用。何必制锦关情，呜弦 １宁颂，但利人而益国，则道高而德重。兹所谓以蒙 养正，用晦而明。量包三台。迹先百里者也” 】。 地处武陵山地区的黔州，在唐为西南汉獠混杂之 地，向称难治。墓志记载表明，从初唐开始，治黔 州者即以安抚无为为本。《张善墓志》谓：“武德 之年。授黔州洪杜县丞。……雕题犷俗，蛮陬陋 梗。君佐驯晕而人俗，贰样鸾而罔忒。遂使鲜鼎克 第２９卷第６期 马强：从出土墓志看唐代西南地区汉夷冲突及其消解口 ９ 调，弦歌自韵。悟劳生于形役，保闲心以养神”【１５］， 完全是把黄老之学搬到黔州，并且成功地实践。《爨 古墓志》载志主爨氏在黔州信宁县为县丞时，“所 在皆以清慎，恩惠早著”『ｌ５】。唐人在黔中地区这 一“柔性”治理策略一直沿袭至晚唐，恪守不变。 而且行之有效。《王公操墓志》记述黔中道监军王 公操在黔中治军抚民佳绩云：“（咸通）六年（８６５ 年）季夏，皇帝以黔中地连外蕃，不专信察而创监 军，公即首任也。三年间，公以廉慎公清，处众为 美，而俾阵戎敬服。至九年中春，群舸昆明并诸部 落，共献表章于阙下。……公咸以抚绥有方，屈己 而能字辑。蛮蜒顾义，犹善服也”『１７】。这也说明 唐代治黔成功者，大多有怀柔安抚为主，而苛暴猛 刑者结果适得其反，往往会引起夷民反抗和骚乱。 黔中地区一直到晚唐时代社会稳定，没有像浙东那样 发生大的动乱，当与这种“柔性”治理有因果关系。 对江南地区的治理，则是恩威并施，软硬兼 施。《孙公义墓志》中的“治赣”记述实际上也反 映出唐朝中央官员对江南地区以重典治乱世的一个 典型个案，“（吉州）深入水乡，差接闽岭。故其人 心阴狡，俗上争讼。当前政杜师仁陷法之初，承房 士彦新规之后，公局仅废，奸吏横行。公始下车， 决以去害为本。傍求能吏，密设捕罗。綦月之间， 尽擒元恶，亲自讯问，立得其情。虽内蕴哀矜而外 实行令赦，诸系室者会七八，毙于枯木者五六辈。 凶徒既绝，政道遂行”＿ｌ８］。江南地区与西南夷区 不同，面对贪官污吏盘根错节。豪强刁民横行乡 里，非出重拳难以解决问题。当然墓志中这方面的 记述还有不少，限于篇幅，兹不多举。这一方面反 映出唐代江南社会问题之严重超过其他地区．同时 也说明唐人在南方地区的社会治理因地而异。唐代 江南地区民风民俗与北方迥异，地理环境与文化传 统形成的“区域性格”受儒家礼教束缚较少，以悍 勇好斗、“好讼”闻名，唐人墓志提起江南地区的 民风多以“剽轻”、“豪悍”、“轻狂”之类语汇形 容，如说吉州“其人心阴狡．俗上争讼”［１９］；对 繁华发达的扬州评价也是“广陵要冲，天下所凑， 刈奸诘暴，因而大理”［ 。即使是自然与人文胜 地的杭州，在唐人看来也并非完全美好，墓志中有 “地即勾吴，从称傈俗”＿２Ｊ］的恶谥。“傈”在古代 汉语中有性急、轻浮、凶悍的意思，唐代浙杭一带 的民性由此可见一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民 乱”发生当是司空见惯，治理的难度也就不言而 喻。唐人墓志史料的形成时间早于两《唐书》、 《资治通鉴》等唐史主体文献，而且以当时人记当 时事，史料的可信度较高。墓志中对南方地区社会 动荡及其治理的记载无疑给我们研究唐代江南社会 和政治提供了新材料和新的思考角度。 参考文献： ［１］大唐故辰州辰溪县令张君墓志并序【Ａ］．周绍良，赵 超．唐代墓志铭汇编（上册）［Ｃ］．调露０１７，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６６３． ［２］大唐故上柱国成阳府长上果毅杨府君墓志铭 １．周 绍良，赵超．唐代墓志铭汇编・续集ｆＣ】．龙朔０１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２８． ［３】大唐赠使持节复州诸军事复州刺史赵公（师文） 墓志铬并序［Ａ］．吴 钢．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 藏专辑Ｉｔ］．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６：９９． 『４１大周故左羽林将军上柱国定阳郡开国公右北平阳 君（玄基）墓志铭并序［Ａ］．吴 钢．全唐文补遗（第 七辑）［Ｃ］．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３０． ［５】［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２０５）［Ｍ］则天后延载元年 十月壬申条．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１９５６：６４９７． ［６］唐故朝散大夫使持节蕲州诸军事守蕲州刺史上柱 国韦府君墓志铭并序『Ａ１．西安市长安博物馆．长安 新出墓志［Ｃ］．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２４１． ［７］皇朝故河中少尹检校尚书司封郎中兼侍御史柱国 赐绯鱼袋韦府君墓志铭序『Ａ１．西安市长安博物馆． 长安新出墓志 ］．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１５． 『８１唐故宣歙监军使中散大夫行内侍省内府局令员外 置同正员上柱国上党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 鱼袋南阳府樊府君志铭ｆＡ１．西安市长安博物馆．长 安新出墓志［Ｃ１．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０１． ［９】大唐故幽州都督府姚府君（懿）墓志铭并序［Ａ］．吴 钢．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Ｃ］．西安：三秦 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０５． ［１Ｏ］［后晋］刘 响．旧唐书（卷９１）张柬之传［Ｍ］．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７５：２９４１． ［１１］［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２１５［Ｍ］＆宝元年春正月 壬子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６８５０． ｆ１２］大周故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姚宗等卅六州诸军 事守姚州刺史上柱国皇甫君墓志 ．周绍良，赵超． 唐代墓志铭汇编（上册）［Ｃ］．长安０６３，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ｌＯ３５． ［１３］唐故处士王君墓志铭并序［Ａ１．周绍良，赵 超．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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