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的文化价值

论诗经的文化价值

摘 要

《诗经》作为上古的一部诗歌总集，是我们国家的文学珍品。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又是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瑰宝。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 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作品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

关键词

《诗经》；文化；价值

On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book of songs

Abstract

\" Book of songs\" as an ancient collection of poems is our country's literary works as a Confucian classic is our nation'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treasures, with extremely rich life, a wide range of creative subjects showed us the ancient social history of style, it is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a figure of history, from ancient to Zhou Dai's social culture. Works behind the excellen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spirit.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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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 of songs\"; culture; value

引 言

《诗经》自产生开始,就引起人们瞩目,历代学者在不断地研究它,形成了传统的诗经学。但是历代学者热心是对《诗经》进行文化的还原,形成了经学强化而文学失落的特点。因此也遭到了人们的一些非议。王夫之认为“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令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方玉润也批评“说《诗》诸儒,非考据即讲学两家。而两家性情与《诗》不相类,故往往穿凿附会,胶柱鼓瑟,不失之固,即失之妄。”《诗经原始·凡例》这种批评意见至五四以后的现代诗经学尤多,高潮迭起,形成反《诗序》运动。根据哲学文化人类学观点。人们有理由对《诗经》进行文化的还原。因为“人就是文化”诗与文化同源,作为既是文化创造者,又是文化主要成果的人,诗歌的创作过程,正是对历史文化整合的过程。文化养育了诗歌,诗歌也铭刻文化。因此,诗的这种文化本性就决定了诗歌的文化意味最强,其负载的文化影响往往大于其文学影响。这就是传统诗经学中,其文学意义让位于其文化意义的原因所在。在传统诗经学中,历代学人根据本时代的文化特点,在对《诗三百》进行文化的还原和经化过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功能本位文化,陶铸了伦理实用文化精神。它至少包含了礼仪文化精神、崇史文化精神、道德文化精神。因此,传统诗经学本身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构建。

尊先祖

《诗经》中有很多祭祀诗,主要内容是祭神祀祖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但是《诗经》所尊祟之“祖”,不限于一家一族,这从《诗》三百篇的编订可以看出《诗经》中虽有“戎狄是脚,荆舒是惩”之句,但对周王朝统治的天下却是视为一体的。《诗经》既收周颂，又收商项，既收同姓诸侯国之诗,又收异姓诸侯国之诗。《诗》三百篇的编辑者能编出这样一部涵盖面如此之广的诗集,也足见其海乃百川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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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先生在《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载《诗三百篇

探故》中说：“我们大致可以假定《诗》三百篇是诸夏部族在对

外奋斗中收集的一部乐歌集”,这是很有见地的。《诗经》的史诗,是华夏族的史诗；《诗经》所表现出的族类意识,是华夏族的族类意识；《诗经》所茸崇的先祖,是华夏族的先祖。《诗》三百篇编成之后,曾广泛用于朝聘享宴和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可以说中国人的族类意识以及尊崇祖留恋故土系心亲情,着重传统的风尚,与《诗经》的熏陶有极大的关系。

《诗经》尊祖必重“孝”全书用了很多个“孝字。所谓“孝子不暇,永锡尔类”；所谓“先祖是皇，孝孙有庆”。而孔子则进一步阐述了孝道,提出孝弟乃“为仁之本”,大大强化了《诗经》的尊祖孝亲的意识,从而尊定了华夏民族重亲缘讲理的传统。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他的学生曾子说：“镇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道出了《诗》三百篇尊祖笃亲、懊终追远的本质意义。

隆礼乐

众所周知，《诗》三百篇诗乐相合,融为一体。史载周公“制礼作乐”,而《诗》三百篇是周代文化的代表,也可说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结晶。《诗》三百篇全为歌诗,入乐之后,广泛用于各种礼仪,这在《左传》中有大量记载,反映出古代中国礼乐之盛。《诗经》隆礼乐在作品中也有反映。《诗》三百篇中,有“钟鼓煌哆,磐莞将将”《这样的祭祀先祖的庄重之乐,也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样的恋爱与迎亲的轻松之曲。有“黑衍烈祖,以洽百礼”的盛大场面的描写,也有“人而无礼,胡不遗死”的愤怒斥责。

至于礼乐的功能在以孔子为开山祖的儒家经典《札记乐记》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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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辩异。”这些关于礼乐相互为用的论述,清楚揭示了礼乐文化的精髓。礼乐的具体内容当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得陈旧过时,但礼乐外在的形式或框架却可因填充新的内容而不断获得新的生命。礼的实质是秩序的维持,乐的实质是情感的宣泄。中华民族是重秩序也重情感的民族,而且是将秩序与情感结合得相当完美的民族。映涣大国,礼仪之邦。在礼乐文化孕育下发展起来的东方文明必将在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下大放光彩。

崇道德

说到《诗经》的价值评判标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贯穿到底的“敬德”的思想。在那个时期,就以符合与不符合“德”的要求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应该说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周人的“敬德”思想,表现在《诗经》中的许多具体生活方面以及人们的各种关系中。周人从“敬天” “颂天”到“怨天”,其准则是“天命无亲,惟德是辅”。周人总结殷朝灭亡的教训,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厉幽时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百川沸腾山家碎崩”社会动荡不安。诗人又一次用“敬德”思想作武器,来批评当政者,规劝统治者。《大雅·民劳》“民亦劳止,吃可小息”,就是对统治者的耳提面命。诗中还提到要“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无纵诡随,以谨丑厉”,要统治者注意礼节,接近有德之人,不要搞狡诈欺骗,警惕那些邪恶之人。诗中还涉及到了女色亡国,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哲妇”指的就是褒姒,褒姒巧言获宠致乱,最终导致了王朝的灭亡。正人君子希望以德治国,而小人则造谣生事,使国君拒谏饰非,因此《诗经》中对谗言误国的揭露占有一定的比重。

周人处理与周围部族关系的准则,也体现出以德为本的特点。诗人既写了“忧心烈烈,载饥载渴”,久戍未归的痛苦心情,同时对战争又有清醒的认识,“岂不日戒,捡犹孔棘”,正是由于捡犹的进犯,才使自己蒙受如此深重的灾难。从深层看,它反映出诗人爱国与忧家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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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争的态度既厌恶,同时又深深理解。总的说,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在对待周围部族的关系上,周人的准则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求周围部族共同拥戴,建立起大一统的宗法制国家。周人有厌战的一面,因为战争毕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苦难但又有认同战争的一面,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战争毕竟又有保家卫国的成分。这是周人复杂的战争观。此外,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周人的“慎战”的思想,《诗经》中表现出周人反对穷兵默武,这正是周人“敬德”思想在处理部族关系以及战争问题上最突出的表现

殷人尊天事鬼,周人代殷,则强调以“德”配天,以“德”服众。作为周代文化的代表,《诗经》十分重“德”,总计全书用“德”字多达59个。《释文》说“德,得也”《说文》曾以“外得于人,内得于己”释之,段注说“内得于己,谓身心所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诗经》有“欲报之德,昊天阁极”；“三岁贯女,莫我肯德”；此为外施惠泽之恩德之德。“显允君子,莫不令德”《小雅湛露》,“民之秉彝,好是璐德”，此为内修身心之品德之德。自古以来,中国人外崇仁德以区别仁政与暴政,内修品德以区别君子与小人可见,中国自古就是讲求修身治国的文明之邦。

尚中和

“和美”的文化精神，来源于《诗经》，是中华文化和艺术的瑰宝。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又说“《关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三百篇的整体内容,都表现了中和的特征。《诗》三百篇是诗乐的合一,也是礼乐地结合,已如前述，而在古代中国,乐的本质和功用就是“和”,所谓“乐者,天地之和也。”因为由音乐的和奏、和鸣,以及情感的交流、沟通,可联想、推知或企望一切关系的和谐,而臻淳美之境。诗经》中“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此为人神君臣之和；鼓琴,和乐且湛”,此为人际之和；兄弟既具,和乐且孺”,此为家族之和；吉甫作诵,穆如清风”,郑笺“穆,和也”，为诗歌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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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要求诗歌文质并重,美善相兼。曾提出过“兴观群怨”的诗用观点,又提出过“温柔敦厚”的诗教,从而构成了孔子完整的诗学观。“兴观群怨”与“温柔敦厚”是相互补充相互为用的,前者在情感的宣泄,后者重在情感的有节制，换句话说,也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意思,是一种中和之美。“

和美”的文化精神, 来源于《诗经》, 是中华文化和艺术的圭臬。《诗经》是根植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 农业社会塑造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农业劳动中对大自然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触景生情,感物 而动”,把大量动植物作为吉祥美好、幸福的象征, 赞美自然界充 实旺盛的生命力 , 给人以审美的快感和动植物文化的美学意蕴。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 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使诗歌产生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 。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 和”为美的审美观念。

结 语

古代中国是高度文明的礼乐之邦,表现在诗歌上,既强调感的抒发，强调抒发情感必须有节制,注重情与理的和谐统一，讲求文艺的社会责任,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儒家的诗教,自然影响到中国人的思想性格,推动民族文心理的进一步形成。中国人尤其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内在情感十分丰富,而外在举止却是温恭谦让,表现出独特的东方式的含蓄，即孔子所谓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就是《诗》三百篇以及孔子儒家诗教所赐给今天我们研究《诗经》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认识《诗经》的文化精神,从而认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探讨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以明确中国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这将有助于我们的民族走向世界,迈向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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